川观新闻记者吴平
青铜文明与其说是一种文明类型，更准确的说是一个文明阶段，除了部分地域文明由于殖民者入侵而跳过该阶段，大部分古代文明如*河长江流域、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等都先后进入该阶段。
三星堆因为其出土文物的丰富性，而具备了与其他青铜文明对话的可能性，它一方面在器物特征等方面以颇有戏剧性的方式展示出另类的特质，一方面也并不意外的与外界有各种联系。在文明的起源上，很多专家推测，三星堆文明以本土自生文化为主，吸收外来影响，同时也不断向外延伸扩展。三星堆与国内和世界其他文明的共性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的事实，其独特性则为人类文化多样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各美其美数千年
群星璀璨的青铜文明
根据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所长王献华的梳理，早在公元前年左右，两河流域在乌鲁克晚期就告别石器时代，进入铜器时代。当时的古城乌鲁克就在波斯湾的北岸，类似上海、杭州之于东海的位置，人口可能达5万人之众。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则在公元前年左右进入盛期。到公元前年，排在青铜文明第二梯队的华夏文明进入夏王朝，成都平原的代表为宝墩文化，古埃及的新王朝帝国显现雏形。被认为是西欧文明源头的希腊文明、爱琴海文明要到公元前最后几百年才进入青铜时代。
文字的起源
领先年进入金属时代的两河文明，有了充足的时间积淀，是否成为文明的输出源头?其波及范围有多大?这一话题极具想象空间，如果该文明有一定影响的话，文字必然是其“先锋队”。
在乌鲁克废墟上出土的几千块泥板上，人们看到人类迄今最古老的书写系统。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让年前的历史成为信史而不只是夹杂着神话的臆想和拼凑。通过传承的韧性，数千年后我们还能够逐字解读出《汉谟拉比法典》，作为制度文明的里程碑，其序言用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写道，“要让正义之光照耀大地，消灭一切罪与恶，使强者不能压迫弱者。”
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在其代表作《枪炮、病菌和钢铁》中认为，苏美尔和墨西哥文字是唯二的能判定为独立发明的文字，其他文字要么是“蓝图复制”，要么是“思想传播”。埃及、中国和复活岛文字可能是上述情况的例外，他要留到以后研究。当然，是否有文字并非判断文明高低的必要条件，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认为，比如秘鲁有它独特的结绳记事，虽无文字却也是学界公认的步入先进阶段的古文明。
神权与王权
很多古文明的起源都伴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神权早于王权，或者二者融于一体。有学者认为，神权意味着整体动员力，王权则依托于武士集团。埃及历史虽然可追溯到公元前年前，但学界将其第一过渡期，即公元前年之后的时期接受为青铜文明期;埃及是先有文明传统再有青铜，因此埃及的神权统治影响深远，不仅贡献了“法老”这一独特的角色，并且催生了金字塔等堪称奇迹的伟大工程。
历史学家认为，在埃及古王国时期，神被视为国王的保护者，中王国时期国王变成神在人间的代理人、是神庙修建者和贡品的奉献者，到了新王国时期，国王和神联手抵抗外敌，出现了王权与神权互惠互利的局面。从中可以看到世俗力量逐渐增强的痕迹。对于其他神权与王权传统的解读，也将有助于三星堆文明中宗教祭祀、神权统治的理解。
城市的发达
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最突出的特质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备，尤其供排水系统的先进让人咋舌。城区几乎每个房屋都有一个洗澡平台和厕所，此外也有公共大浴池，街道会配套铺设排污管道，房屋由烧制过的砖块建筑而成……虽然考古学家推测大浴池和大谷仓有宗教功能，但现有的考古发现没有找到明显的神权、宗教、城防工事等印记，相反这一文明看起来像是非常市民化的社会，可惜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留给人们很多谜题去解答。
和任何地方文明传统一样，三星堆不可能是完全孤立的文明体系，一定与亚欧大陆的其他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遥远的相似性
与两河流域的对话
两河流域文明绵延数千年，形成了*、冠带等成系统的王权标识;而三星堆出土的金冠带、金面罩也指向社会资源的高度集中，体现了王权的符号化，其泥芯包裹金箔的金仗也常见于埃及、西亚。最典型的是现藏于卢浮宫的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刻画了太阳神沙马什授予汉谟拉比权杖的形象。
三星堆铜像中，对眼睛的特别夸大同样见于两河流域的造像：人脸上有比例夸张的巨大眼眶，眼眸处漆黑，还可能用湛蓝夺目的青金石镶嵌。
在顶端残缺的情况下，近4米高的“青铜神树”仍是目前世界最大的青铜器件之一，其中树、鸟、蛇(龙)的组合引发了大量联想与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它呼应了《山海经》《淮南子》中的扶桑、若木，也有学者发现它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苏美尔人的生命之树有异曲同工之妙，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王献华则联想到了两河流域一个流传甚久的神话。
该神话《埃塔娜》记载，蛇把鹰关到了自己的蛇窝里面，一个没有子嗣的国王从这里经过时，鹰跟他交换条件，说“你把我放出来，我就把你托上天，这样你就有机会跟众神商量一下，让他们赐予你一个继承人。”
除了青铜神树，上古神话都不约而同的有着“洪水”“治水”的母题，在古蜀传说中，它是治理玉山洪水而安民的鳖灵，即古蜀五王中最后一位“开明帝”，《蜀王本纪》记载，鳖灵一度死亡，顺江逆流而上，又复活，望帝杜宇先拜相后又禅让于鳖灵;在两河流域，类似传说的主角是随河流漂泊后被收养的弃子、后来的阿卡德帝王萨尔贡。
另一方面，三星堆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呈现出明显的不同，例如西亚的冶金工业更常使用的是锤锻工艺，而三星堆青铜器是块范铸造工艺。值得注意的是，两河流域是铜矿的贫矿区，三星堆的铜矿原材料亦不如中原富集，所需青铜原料主要来源于云南;如果采用两河流域的冶炼惯习，则多半会将青铜器件做成薄壁、轻量类型的，而事实上，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总重量达一吨，虽然比不上中原(仅一个后母戊鼎就达多公斤)，但也比两河流域的青铜器总体量大的多了。
再次，王献华注意到，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玉石礼器和配饰，与中原文明有较高的近似性，而异于两河流域的青金石;在形制上有璋、瑗、璧、戈等多种，却没有两河流域常见的“滚筒印章”。青铜人像明显可见的辫发和笄发，也不同于两河流域的黑胡须长脸卷发或圆脸光头……
总体来说，三星堆一些神坛铜像纹饰复杂精美，尽管难以解读殆尽，它们仍然展示着古蜀人的心灵世界;而同为神权和王权并存的社会，两河流域丰富的物质遗存为后人展示了相对完整的礼仪体系，他们崇拜自然、信仰多神、广修神庙，形成了以神庙和神灵为中心的生活世界。
熟悉的陌生人
与印度河流域的交流
哈拉帕文明是几大文明中知晓度最低的，但却最可能是“熟悉的陌生人”。该文明着重体现在多个沿河流而建的城市文明中，有代表性的几座城市分别为：哈拉帕、托拉威拉、罗塔尔、摩亨佐达罗等。
该文明有兼有农耕和渔猎，手工业和商贸发达，已有统一的度量衡和标准化的生产流程和工种，如磨制象牙、燧石、贝壳，生产陶器等，甚至可以生产直径不到1毫米的微珠。
在商贸活动中，三星堆与印度河流域的跨区域交流有着一些实物佐证，比如三星堆的海贝中有一种环纹货贝，大小约为虎斑贝的三分之一，与云南省历年来发现的环纹货贝相同，只产于印度洋的深海水域。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段渝还大胆假设，三星堆祭祀坑里众多的象牙可能并非出自本地，而是来自与印度地区的官方货殖交流。
此外，越南的月牙璋与三星堆的玉璋一脉相承;云南出土了青铜封牛，以印度独有的瘤牛为原型;四川出土了西亚的红石髓珠……星星点点，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项链的形状依稀可见。
年，哈拉帕发掘的青铜合金装饰物以及在昌胡达罗发掘的滑石珠中都含有丝质纤维，推测年代为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无论是当地独立诞生的丝织技术还是得益于与周边的商贸往来，都将在技术史层面加深世界蚕桑文明的认识。
考古人员曾在埃及一处木乃伊墓葬中发现丝绸，推测中国丝绸在公元前年前后进入埃及。段渝认为，早在张骞开辟北方丝绸之路之前，成都平原的丝绸已经通过南方丝绸之路直达西亚乃至巴尔干半岛，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人书中的“Seres”便指的成都。如果印度作为中转站的假说能够证实，那么经印度到西亚、欧洲的南方丝绸之路的存在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从现有考古发现来看，哈拉帕文明中确实有很多生产原料如金银、玉石、介壳等是来自外地，东到我国西藏，西到伊朗、波斯湾，北到帕米尔高原，南到印度沿海。而阿拉伯海湾沿海地区和美索不达米亚遗址也找到了哈拉帕或类似哈拉帕样式的文物。
只要这个中介之地有更多来自三星堆或成都平原的遗物被证实，那么三星堆文明很有可能由此而扩散更远，反之，三星堆也可能成为承接其他文明的一个驿站。遗憾的是哈拉帕文明与三星堆文明都因为迄今不明的原因遭到中断，且迄今没有系统可靠的文字记录和信史流传，致使其留下诸多谜题。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认为，上述相似性可以大胆假设但论证要严谨，要注意孤例不证，在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考古界，尤其要强调多个证据的三角互证以及证据之间的逻辑性。另一方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也表示，有时能想到什么才能看到什么、挖到什么，这并不是考古人的“唯心主义”，在他看来，历史和未来一样崭新，那些遥远的相似性每每超出人们的想象力，从三星堆到世界，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这也是考古最大的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