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原番木瓜”说读图的误区
《美苑》年03期李淞
图像是艺术史研究的对象，近年来随着“艺术”的淡出，“史”的强化，图像作为解读历史和文化的资源而不是审美欣赏的对象，逐步得到我国人文学科各专业学者们的重视，当代中国大陆第一份艺术史研究年报《艺术史研究》主要由广州中山大学的历史学家创办，至今已坚持九年，即是明证。然而，随着跨专业“读图”热的升温，如何正确理解图像的问题却日益迫切地摆在大家面前。
无论“艺术”如何淡出，绝大多数的图像都不是自然史或社会史教科书的写实性插图，图像的制作自有其目的、体系、程序与规律，我们在解读图像时一定要考虑到图像的结构、来源、特征及其原境（context）,在考古报告和对古代史研究的学术著作中，尤其不能对图像作错误的、过度的、孤立的和随意的解释。近年出现的所谓“太原番木瓜”（Archicaricataiyuanensis）以及所谓“三星堆伊朗人”，就是不成功的典型案例，但至今还没有得到相应的批评和讨论。
年发掘的山西太原隋代虞弘墓是当年全国十大重要考古发现之一，也是近年来屡次出现的有关古代袄教艺术的首个考古发掘实例，引发了随后几年的粟特文化研究热潮。年，该墓葬的考古报告《太原隋代虞弘墓》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总体来说，这是一本较为全面、准确和有一定学术深度的报告，体现了作者6年来的成熟思考，对中外文化交流和美术史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我不得不指出书中出现的一个不能忽视的瑕疵（虽然它仅作为附录）：某农业大学的一位植物学教授为虞弘石椁上的一些树图像做了品种鉴定，鉴定的结果是：这种树原来是今日盛产于广东、台湾的番木瓜。作者继而将这些图像的“番木瓜”创造性地配以拉丁词，命名为Archicaricachinensis,Archicaricataiyuanensis和Archicaricapapayaoides。
众所周知，番木瓜原产于美洲热带地区，分布于中南美洲、大洋洲、夏威夷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及非洲，17世纪时才传入我国南方。“番瓜产粤东、海南家园种植”（清代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三一）。我国引种栽培一属、一种，即CaricapapayaLinn,广泛生长于我国南部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广东、广西、台湾、福建南部以及云南南部，又称木瓜、万寿果、冬瓜树。（《中国植物志》第五十二卷第一分册、《广东植物志》第五卷、《云南植物志》第五卷、《广西植物志》第一卷、《植物古汉名图考》）
《太原隋代虞弘墓》中的这个“考古新发现”颠覆了这些常识，它告诉我们三点新的“知识”：其一，这种树在中国栽培的历史至少不晚于7世纪初；其二，这种树的原产地除了众所周知的热带美洲外，还有冬天气温摄氏零下20多度的华北；其三，番木瓜在我国古代就有不同的品种，不是现今的“一属、一种”。堪称植物学史上的奇迹！进而仔细一想，既然隋代太原已经出现番木瓜，为什么如今没有了？是否7世纪初太原气候炎热？这似乎又要颠覆我们对中国气象史的常识了！对一件古代图像的解读居然可以动摇我们已有的自然科学体系的诸多方面。
这项图像鉴定的方法非常简单，鉴定书第一句话是“山西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椁图像上所见古树木照片三张,经查阅国内外书籍，该三张照片的外形酷似现代的万寿果科。”因为“外形酷似”，所以可以创造以拉丁文命名的新名称。如何“酷似”呢？我们不妨重新审视对比一下图像。一是该书发表的虞弘墓图像局部（原书图版五十），亦即书中所谓第二种“太原番木瓜”，二是该作者自己所引《广西植物志》第一卷的“番木瓜”图谱，三是真实的番木瓜照片。二和三是一致的，与一相比较，它们在树的结构和细部特征上有明显的不同：①真实的番木瓜的浆果集中于树干的顶部，一棵树只有一处集中结果，且浆果与树叶分离；②浆果略呈椭圆形，上细下粗，由上方向下垂下；③树叶形状分多叉，略显星形，树叶边缘呈锯齿状。再看虞弘墓的树图像，与上述三个特征全然不同：浆果分散于树木上部多处（图中显示为四处），每一个浆果为一组，以浆果为中心，各配以若干树叶；浆果略呈圆形，近似柿子形，且由下向上生长；树叶为两头尖的长条形，外形流畅，略似香蕉状，边缘无锯齿。从图像的主要结构和特征看，这是两类全然不同的树，何来“外形酷似”?
究其错误出现的原因，当然在于作者缺乏基本的图像识别、感受与比较的能力。此外，还在于读图方法的偏失。首先，研究者必须对对象本身（石椁）作直接、全面而细致的观察，不能是依据“所见古树木照片三张”就断然下结论。其次，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任何判断都必须考虑到事物的相关性和系统性，不能依据孤立的例证做判断。即便是两者图像确实“外形酷似”，也要考虑石椁图像的整体性，寻找相互关联的实物例证，寻找相关的记录和研究成果（如7世纪时太原的气候记载、太原或华北是否还有类似的出土图像实物等，或番木瓜确实能在华北寒冷的冬天存活的实例）。其三，是我们对古代“艺术”图像的性质如何定位？无论我们对虞弘墓石椁的图像如何作“去艺术化”的理解，都不能将图像当作新闻记者拍摄的社会情境快照。石椁上的树木雕刻图像决不是“古树木照片”！尤其是该墓主人具有袄教的背景，同时又是来自中亚“鱼国”的移民，当代的艺术史家一般都从中亚袄教艺术的角度切入，这是适宜的。如果图像解读者不考虑宗教内容的特别约定、不考虑外来文化的出处、不考虑图像制作与传承的程序,只是简单地把图像当作自然社会的纯客观视觉镜像,必定在解读的起点上就产生方向性偏差。考古报告的写作是一件十分严谨的工作，它既是前一段发掘工作的成果，又是以后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可能正是来自这种“严谨”的压力，使人产生了自然科学般的思维定势。我们可以请一位人种学家来分析墓主人的骨骼生理结构，从而判断其种族来源。但绝不可推而广之，请植物学家（哪怕是合格的、对图像有识别力的）来为石椁图像（或者壁画）中的每一种花草树木鉴定品种，寻找其在自然界对应的科、属、种。骨骼是自然生长物，而图像则是人工制作物,有特定的文化属性和制作程序。比如中国画中的竹子图像,清代郑板桥早就精辟地指出存在着三种竹子:“眼中竹”、“胸中竹”、“手中竹二显然，“眼中竹”指的是客观自然的对象，“胸中竹”对应着人的意识，而“手中竹”对应于这个程序末端的艺术成品。
与此相似的另外一例，是所谓“三星堆伊朗人”的论断。三星堆出土的大批铜像铜器以其精美、博大而独特的艺术风格刷新了我们对早期中国文明的认识。然而，由于缺乏出土文字及相应的传世文献,使得学术研究不得不重视视觉艺术分析的角度，亦即“读图二对于三星堆主人身份的认定，出现了一些富有想象力的推测，比如一位自称“一贯疯狂”的网络女作家说，他们是来自红海沿岸的古犹太人（《三星堆文化大猜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作为对缺乏创意的历史学研究现状的一种冲击和参考意见，倒也有些许积极意义。作者自己在“后记”中说，她“真正动笔和认真开始思考该问题是在大约半个月前”，真是神速！难怪很难有人从学术层面回应。然而真要把类似的猜想向国际学术界公布的时候，则一定要达到相应的学术水准。年，《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三》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不用说，这是一个亟待拓展的领域，书中也收录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但是书中发表的一篇题为《试解三星堆之谜——中西交流与融合的第一个见证》的论文却使我十分意外——甚至目瞪口呆！这篇论文认为，三星堆的主人是原始印度-伊朗人（该文称作亚利阿部落集团，Arya,《中亚文明史第一卷》称作雅利安人）。该文认为，三星堆的主人“是在迁徙中走错路线的原始印度-伊朗人”，由于受到当地四川人的敌视和攻击，后来派人向南方去寻找，到印度与原来的部落建立了联系，“那里生活条件又比这里好一些”，于是主动地毁坏了神器，“毅然离开了这里，而与原来的部落去汇聚”。据此,该文认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不是历史记载的西汉，而是商代中、晚期。该文有两个核心论据：一是基于对历史资料的分析，二是来自图像比较。先说其一，作者告诉我们，在相当于商代的时期，亚利阿部落集团“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迁徙：一支南下定居于印度河中、上游，一支向西南进入伊朗，还有一支迁入小亚细亚。”“由于亚利阿部落集团向西南方向的大规模迁徙，有的部落迷失了方向，从三星堆的地理位置来看，恰恰处于中亚地区的西南方向上。”因此，这些古先民在向西南的伊朗转移时不小心走到了西南的四川，所以三星堆是原始印度-伊朗人创造的文化。且慢，三星堆的地理位置处于“中亚地区的西南方向”吗？不好意思——四川位于中亚的东南方向而不是西南方向。作者显然不是偶然的笔误，因为该文后面又重复了这个常识性的错误。就算我们忽略作者的地理知识错误，要证实亚利阿部落“迷失了方向”、西去伊朗变成了东到蜀国，首先得证实亚利阿部落集团分不清东和西一或者说东西倒置,不论从语言学还是历史文献角度，显然都没有出现这样的证据。再说其二，该文列举了三星堆和伊朗的图像共18幅进行比较，认为三星堆铜像的基本特点是“大眼睛、高鼻梁、厚重的络腮胡”，“即不是蒙古人种，而应是雅利安人种”。众所周知，三星堆出土铜器的时代一般在商代中晚期，大约在公元前13至前11世纪之间，而该文所举波斯图像（共9幅）全在公元前9至前5世纪间，时间与商代全然不对位，不能构成时间对等的比较关系。退一步看，不论是将该文所列9幅波斯图像还是找到另外能够对位的证据，即公元前13至前11世纪的古伊朗图像，与三星堆铜像比较，后者也完全不能得出“雅利安人种”的结论。从文献上看，我国古代人普遍形容西方人种的特点是“高鼻深目，多毛”（晋张华《博物志》卷一），“卷发绿晴，夷人之本状；高鼻深目，胡子之常形。”（唐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三）。深目，即眼窝下陷，不是“大眼睛”。高鼻，即鼻梁挺直，鼻根高。多毛，面孔上即指络腮胡子。古伊朗和波斯的人像正是这些特点，比较伊朗出土，埃兰苏撒城公元前1千多年前的泥塑和金像，泥塑头像眉骨凸出，“深目”，鼻梁挺直，鼻以下的胡须浓密。而三星堆常见的铜像，双目外凸。从侧面看，鼻梁在两眼中间部位才挺直；从正面看，鼻梁没有一个平缓的面，而是呈线状锐利，鼻部左右分明。所谓“络腮胡”更是含糊不清，不能确认，嘴鼻之间完全没有任何胡须，更没有波斯人常见的“卷发”。苏撒城公元前12世纪埃兰国王金像，与三星堆相应的巨大铜立像（可能是首领）比较，埃兰像有浓密而下垂的长胡须，身躯较为写实，胳膊甚至可看出肱二头肌，而三星堆立像则看不出浓密的胡须，身躯胳膊呈几何形，没有写实的结构，双手夸张巨大，腰身仅仅略粗于颈部，这些特点都与古伊朗图像不同：人种特征不同、造型手法不同，如何能确定“雅利安人种”？
图像比较的原则，首先应该是确切（掌握图像的结构和特征，不能错看），其次要对应（时间段、类型），第三则要考虑到整体与系统（原境）。当我们做出一个独立的判断时，一定要考虑到相连带的问题。此例中，这个原境既包括古伊朗文明的系统也包括三星堆的所有出土物。既然亚利阿部落（雅利安）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制作了大批铜器，为什么在他们的伊朗老家（及印度新家）都没有发现类似风格的铜器和铜像、不能构成一个时空的文化链？亚利阿部落以“高度发达的养马和驯马术、新的战车技术、黑、灰陶器”为文明特色（《中亚文明史第一卷》，J-哈尔马塔文），而这些为何都没有岀现在三星堆？前例中，则必须考虑到：亚洲袄教徒为什么钟情于南美洲的番木瓜？7世纪太原的气候是否相当于今之广州、或番木瓜是否可能原生长于寒冷的北方？
类似的误读图像现象不仅可能出现于自然科学家和青年学人之手，某些有资历的人文研究者和考古学家也会误读。比如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北魏正光三年（）茹氏造像碑，本是一通不难辨认的佛道混合造像碑，近年由于袄教文化热的兴起，被人反复解释为袄教造像（《故宫博物院院刊年第4期、年第4期》）：道像被当做娜娜女神（Nana）,龛顶部的佛塔相轮被称作植物胡摩（Haoma）。另一种不易察觉的误读是以偏概全、以局部替代整体。已被社会普遍接受的一例可能的图像误读，是前些年出土的所谓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庙”及泥塑“女神”头像，几乎已经构成了当代普遍的历史常识。然而我们知道，在这个遗址中，与这个约等身大的头像同时出土的还有尺寸大于真人耳朵数倍的泥塑人耳残块、大尺寸的动物肢体塑像残块，如熊下顎、熊掌、鹰爪、鸟翅等物（《牛河梁遗址》，学苑出版社，年）。这些过于零捽的残件显然难以重构遗址中可能存在的神像系统，但构建这个系统则是我们确认这个“神庙”性质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女神庙”的判定只是对这些材料进行解释的千万种方案中的一种，它也许是正确的，但必须在得到充分的论证之后。漠视众多出土物的相互关系，也还没有对相关遗址作完整发掘,凭一件残破的泥塑头像就宣布找到了中国最早的女神庙，并看作是“中华民族的共祖”，是否有“忽悠”之嫌？
所谓“读图”，不仅在于认出图像的内容和含义，还在于看出图像的视觉形式特征，从整体关联到局部细节：图像结构、形式语言、艺术风格、制作技术、系统与传承、来源与变异等等角度。另一方面，只有在对图像的视觉特征做出正确理解的基础上，将其判断恰当地融入到对象的整体文化结构与历史进程之中，加以检验、调整，才能更准确地解读图像的性质与文化信息。否则就会导致错误的判断，越错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