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远古时期，原始人类社群渐渐脱离了动物与生俱来的野蛮行径，并创建了初具规则的智慧型社会以来，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也就随之建立起来了。诸如华夏文明、古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南亚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均为此中翘楚，人类在世界各地创造了璀璨辉煌、绚丽多彩的文明区域，并对此后数千年来的道德礼仪、社会秩序、文化思想等产生了伏脉千里的影响。
据考古发掘，人们发现早期人类文明的活跃区域大致分布在北纬30°至北纬40°的大致范围，以亚欧大陆及北非为主要活动地点，早期人类文明都未脱离这一范围。之所以如此，一方面与地球自转引起内部不同纬度的地转偏向力差异，从而促使该区域的风向强度相对适宜，既能够带来充沛降水、又不会超出当地自然环境的负荷；另一方面则源于洋流、温度带等因素，从而使得该区域容易出现温度适宜的大江大河，以及随之出现的肥沃冲积平原，从而滋养了人类的发展。即便如此，早期人类文明依旧出现过不同程度的文明迁徙现象，这是为什么呢？
早期人类文明的诞生
由于原始人类迁徙路线和地缘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约公元前年的两河流域北部地区就已经诞生了哈苏纳文化。这是一种典型的新石器文化，其显著特征是有刻纹陶和彩陶，当时的居民已经开始学会通过灌溉种植大麦、小麦等作物，并懂得饲养牛羊猪等家畜了。此后两河流域的新月沃土带（两河平原西北、北部和东北山脉宛若一个回旋镖地势，其内侧的肥沃土地因此得名）先后出现了哈拉夫文化、萨迈拉文化和欧贝德文化，并于公元前年左右出现了苏美尔城市定居文明。
苏美尔人是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并以此发展出定居城市的两河“早期高度文明”，并且已经拥有文字，即楔形文字。众多苏美尔城市邦国之间以运河或界石作为分隔，并各自拥有自己的图腾或守护神的庙宇。相较于苏美尔文明，位于尼罗河下游的古埃及文明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在其“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年）和“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年，上下埃及统一）才逐渐建立起初具规模的城市社会形态。然而，事实上早在公元前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在尼罗河河谷（上埃及地区）定居，在岸边建立房屋、村落，并进行农耕和畜牧业了。到了公元前年左右（碳检测年份），尼罗河三角洲（下埃及地区）的法尤姆地区也已经能够种植大麦、小麦和建造城市了。
当前史学界大多认为尼罗河地区的人类社会踪迹更为久远，但农耕生产和城市的出现均晚于两河流域，甚至就是从后者传播影响的。就在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正在逐步过渡到城市定居形态下的时候，东亚*河流域的人类族群也已经步入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阶段，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仰韶文化。从大约公元前年开始，仰韶文化逐步从今天的甘肃到河南之间的*河中游扩至整个*土高原和华北平原地区，并奠定了后继的龙山文化大致的活跃区域。龙山文化（兼具仰韶文化和东夷大汶口文化）与两河流域的哈拉夫文化都属于“铜石并用”文化，并且已经出现了城市定居的迹象（城子崖遗址），这说明早在公元前25世纪至前21世纪之时的华夏先祖就已经步入了城市定居文明阶段。
正当西亚和东亚分别步入城市定居文明的时候，印度河流域也已经迈入了哈拉巴文化时代，并诞生了诸如摩亨佐达罗以及哈拉巴等著名城市，考古人员从该文化遗址中勘察出大量的印章，其中刻印了少量文字。和两河文明、尼罗河文明类似，印度河哈拉巴文化的主要农作物也是小麦和大麦，其主要家畜同样是牛羊猪等动物，同时狗和驴也已经被驯养。这说明，不论是尼罗河文明还是印度河文明，或许都受到了两河文明的传播影响。而比仰韶-龙山文化和哈拉巴文化稍早时期，爱琴海南部的克里特岛上已经诞生了米诺斯文明（又称克里特文明），从文化传承和诞生背景来看，它算是古代亚非文明在地中海上的一处次生文明，但正是米诺斯文明对后来的欧洲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克里特文明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古埃及人，因为相较于从两河流域到爱琴海地区的陆路交通，横跨地中海的海运交通要安全许多。正因如此，位于希腊半岛南端的克里特岛才成为整个欧洲最先接触文明的地方。早期希腊文明使用的是木材和黏土作为主要建筑材料，留存后世的城市遗迹并不多见，后来的希腊建筑却多以石头为材料，这同样被认定是受到了擅长运用石块的埃及人的影响。从约公元前年到前年，米诺斯文明以克里特岛为中心，承担起了从北非到爱琴海沿岸的重要贸易枢纽，并逐渐演化出具有海洋型商业贸易特征的城市定居文明体系。
人类文明活跃区的四大核心
早期的人类定居文明是处于荆棘遍地、野兽横行、蛮族环伺的地缘大背景之下的，文明社会仅仅在人类族群中占据了少量位置而已，其余大多数区域都是流动性很强的游牧族群构成，他们步入文明秩序社会的年代较晚、且大多受到周围城市定居文明的影响，因而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被蔑称为野蛮人。在作为人类文明活跃区域的亚欧大陆以及北非的土地上，人类文明很快就形成了四个核心区域。
苏美尔时代的两河流域是一个邦国林立的分裂时期，此后虽先后经历了阿卡德王国和乌尔第三王朝两次统一时期，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度，却屡屡遭受周边蛮族入侵，最终由入侵蛮族阿摩利人建立了古巴比伦王国（公元前19世纪），并于前18世纪征服了全部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统一了两河流域。到了巴比伦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时期，他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这一时期的古巴比伦王国将经济、数学和天文学发展到了相当高度，成为整个西亚乃至北非地区的文明核心。而此时的古埃及，一方面因周围多是荒漠的原因而导致发展空间狭小；另一方面则因为西亚峡谷带等商路的连接，与西亚的联系愈加紧密，逐渐被富庶的两河流域囊括到了同一个文明板块之中。古巴比伦王国后期逐渐陷入崩溃，不断遭受东部山区加息特人、喀西特人侵袭，与此同时赫梯人崛起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亚述人崛起于亚美尼亚高原南侧山麓、埃及人亦从法老图特摩斯三世时期（公元前年至前年）开始穿过西奈半岛沿着西亚峡谷带北上。至此，两河文明和尼罗河文明彻底连为一体。
差不多同时，爱琴海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王国建成了后来赫赫有名的米诺斯宫殿（约公元前年至前年），并沿着商路逐渐影响到了希腊半岛以及其他爱琴海沿岸地区，尤其是与之毗邻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正当米诺斯文明在爱琴海地区逐渐扩大自己的文化影响，亚述、赫梯与埃及也在地中海西岸展开争霸之时，以甲骨文闻名遐迩的商朝在*河流域建立起来，并以内外服制度建立了一套神权统治体系，成为东亚大陆文明的核心。商朝建立后不久，南亚就遭受到了猛烈的地缘冲击。公元前15世纪左右，印度河上游遭受雅利安人入侵，因为这一时段的史料被记载于《吠陀》，故而人们将这段继起于哈拉巴文化的南亚文明称之为吠陀时代，晚期吠陀文明逐渐从印度河上流扩张至恒河流域，并成为整个南亚地区的文明核心。
孤岛效应下的文明迁徙
事实上，不论是商业文明（商本社会）还是农耕文明（农本社会），都需要通过建立城市和村落、以定居的方式存在，并且按照一定的秩序规则进行运转，这与流动性极强的游牧蛮族存在很大的差异。早期人类文明区域，就如同是在夹缝中生存，时刻面临遭受侵袭的威胁，并因此造成一系列文明区域不稳定的情况，我们将其称作孤岛效应。正因为很容易面临周边游牧族群的侵袭，两河流域才屡屡遭受东北伊朗高原上的古印欧游牧族群和南方荒漠地带的闪含游牧族群的侵袭，虽然除了苏美尔人之外的几乎所有两河文明国家建立者均源于这两支族系。直至后来亚述帝国崛起，并几乎征服了包括两河流域、小亚细亚东部以及埃及的整个古西亚北非文明区，才算暂时有充足的实力抵御周边蛮族（主要是位于伊朗高原上的印欧游牧族群）的威胁。
即便是并未遭受重大外敌入侵的情况，各个文明核心区域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文明迁徙。这是因为对于早期人类文明而言，蛮族因素固然重要，但包括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因素同样占据主导性作用。古印度文明之所以会从印度河流域过渡成为恒河流域文明，并不仅仅是源于雅利安人的入侵与扩张，还因为哈拉巴文化后期印度河上游地区荒漠化已经无法继续支撑一个定居文明社会的正常用水供度了。到了公元前年，正当吠陀文明大肆往恒河中下游扩张之时，位于爱琴海地区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却因商贸体系崩溃、火山喷发等多种疑似原因而走向消亡，孤岛效应下的古代文明是如此的脆弱，所幸许多米诺斯人渡海来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并促进了半岛东北部城邦迈锡尼的崛起。
从两河中下游（古巴比伦）到上游（亚述）、从印度河到恒河、从克里特岛到迈锡尼，早期人类文明一直在通过不断的迁徙和传播，寻找一个稳固的定居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包括阿摩利人、努比亚人、迈锡尼人、赫梯人以及雅利安人都从原先的蛮荒游牧社会被熏陶容纳到城市定居文明的范畴之中。当迈锡尼人接过了米诺斯人的衣钵，正步入全新的希腊迈锡尼时代的时候，*河流域的商朝也因内部王族长期争斗（九世之乱）、外部莱夷等游牧族群侵扰，加之*河下游时常闹水灾，故而不得频繁搬迁都城。到了公元前年左右，盘庚迁殷，商朝才渐渐稳定下来，并重新强盛起来。正是因为寻得一块相对稳定的活动区域，人类文明也即将步入到一段哲学思想、文化艺术和经济技术发展的高峰阶段，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综上所述，由于纬度地形、气候水文、原始人类迁徙线路等因素的影响，亚欧大陆及北非成为古代人类文明的活跃区域，其中尤其以尼罗河下游、两河流域、印度河上游、*河中下游以及克里特岛为文明的核心区。在农耕或商贸社会逐渐成型，并产生城市定居社会之后，诞生大量财富的文明区域成为周边蛮荒游牧族群劫掠的目标，这与自然因素一同成为文明迁徙的促因，并在寻觅到一片相对稳定的新区域后迸发出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