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降解塑料不等于环保塑料
根据曹淑艳课题组的报告，在塑料领域，“可降解”并非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代名词。塑料的本质碳龄、在产品链中的位置，加上后端处理处置方式，共同决定着其全生命周期的综合环境绩效。目前市面上的塑料包括石油基非生物可降解塑料即传统塑料PE、PP、PET等，生物基非生物可降解塑料如生物基-PE、生物基-PP、生物基-PET等，石油基生物可降解塑料如PBAT/PBS、PCL等，生物基生物可降解塑料如PLA、PHA等。向下游加工、制取塑料制品的过程中，每吨可降解树脂与传统树脂的能源需求基本相当。塑料使用是功能决定的，在功能单位一致的情况下，新生代塑料制品的物料需求普遍较传统塑料制品要高，例如，1.5～2公斤PBS制塑料托盘在功能上才与1公斤PP制塑料托盘相当。在功能单位下，PBAT塑料、PBS塑料的环境影响通常会更大一些。特别是当末端处理方式为焚烧的情况下，替代既不能实现“减量”的*策预期，又支付了更高的环境成本。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的研究，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全过程的社会成本为元/吨（年数据。其中，收集、运输和转运环节的成本为元/吨，焚烧排放二噁英致癌健康损失元/吨，焚烧享有的各类补贴合计为元/吨）。填埋的全过程社会成本也很高，为元/吨（年数据。其中收集成本约占60%）。公众原本为保护环境而进行的绿色购买（可降解塑料）支付变成了损害环境的“赔偿金”。现行塑料管控*策存在二元对立
焚烧正在成为中国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主流手段。《“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征求意见稿）》提出，到年，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无害化处理能力的比例达到50%。年，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新能源部主任谢宏文在“新时代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创新发展高峰论坛暨年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产业发展报告发布会”论坛上断言，到年，全国75%的清运垃圾（折合4.1亿吨）将用于焚烧发电。据曹淑艳课题组的研究，年和年，我国塑料消费的38%用于包装。很多包装都是一次性用品。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我们生活中使用后的塑料，没有区分可降解和非可降解的，基本上都被分在生活垃圾的“其他垃圾”那一类，而且大城市其他垃圾主要以焚烧为主。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春兰表示，“现在各地推行的升级版‘禁限塑’*策，是在有条件的地方、领域使用可降解塑料替代传统塑料，但目前市场上的可降解塑料主要是化石基的，如果用后处理方式是焚烧，它的环境影响，尤其是碳排放，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而《意见》提出，以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为导向，研发推广性能达标、绿色环保、经济适用的塑料制品及替代产品，培育有利于规范回收和循环利用、减少塑料污染的新业态新模式。我国目前针对塑料管控的*策目标具有明显的二元性，可降解为主的源头治理与以焚烧为主的实际管理冲突明显。“不改革塑料垃圾分类机制，塑料用后命运将以焚烧为主。”曹淑艳认为，如果用焚烧的方式处置，可降解塑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用后塑料的污染问题。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高级顾问杨富强指出，塑料消费不仅给我国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也加速了石油消费增长。我国未来要逐步禁止对环境污染严重、回收困难的塑料产品消费，并对可回收利用的塑料和生活必需品的塑料消费实行“限制”与“替代”。在生产和消费两端发力，建立禁止生产的塑料种类目录。曹淑艳建议，推动塑料经济从开环的线性模式走向闭环的循环模式。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三个方面发力。第一，促进易回收的塑料实现%回收，是减排塑料垃圾，提高回收再利用的关键。这需要塑料分类、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从理念到机制的革新，同时加强基础建设及监管能力。应该研究将家庭塑料消费重新分类。一类是可回收利用的生活必需塑料品（RG类，Recyclablegenerual），对此类塑料，管理的思路是“限制”与“替代”相结合。另一类是难回收利用和非必需的塑料品（DN类，Difficulttorecycleandnon-generual），对此类塑料，管理思路的核心是“禁止”“限制”“替代”相结合。加入包装行业精英群，若超过人，可添加群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