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良序·走进佛教·地理因缘
天佑
在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有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与生存环境，人类得以迅速繁衍并形成聚落。随着智能开启，文明出现，持续发展。此时，受技术手段落后的局限，大迁徙能力还不具备。不同地区的先民依据各自的现实，独立发展出不同璀璨之文明；这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息息相关。如今一般称有几大古代原生文明，譬如阿拉伯半岛东北部的两河文明（美索不达米亚）、非洲东北部的尼罗河文明（古埃及）、南亚次大陆中部平原的印度河－恒河文明（古印度）和东亚大陆中原地区的黄河文明（华夏）等。这些地域都有气候适宜、水系发达、土地丰饶、物产充盈的特点，为我们的先辈提供了非常优越的生存与生产条件。
在这些古代原生文明中，距离我们最近的是位于南亚的古印度文明。对于很多人来说，那是一个梦似的所在。虽然与我一山之隔，地理位置毗邻在侧，文化历史颇有渊源，却还是缺乏最基本的了解。通过历史资料、小说描绘与媒体报道，任意挥洒心目中那片次大陆的情形。既熟悉又陌生，既亲近又疏离，这多少有些“不可思议”。印顺导师说：“佛法兴于印度，当然要适应印度当时的文化，以及印度人的特性。佛法为了适应某一时代，某一区域的根机，佛法就有时代性与区域性了。（《佛在人间从依机设教来说明人间佛教诸乘应机的分析》）”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后续章节的内容，本文拟对“印度”的地理及历史情况做一个简单的绍介。
南亚，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西段以南及印度洋间；东濒孟加拉湾，西临阿拉伯海，以印度洋板块为主体，包括南亚次大陆及兴都库什地区。南亚地形与地理环境大概可以分为三大板块。南方主体为西高东低的德干高原与东西两侧的海岸平原。由于三面环海，在科技落后的时代，无法轻易实现对外往来；所谓“望洋兴叹”，不过如此。北部是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南坡骤降山地。山脊高耸，从西北到东南斜亘着，将亚洲大陆隔阂在外。西北方有兴都库什山、萨斐德山、苏莱曼山、吉尔塔尔山等；除兴都库什山脉与苏莱曼山脉间的“喀布尔河谷”（开伯尔山口：今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间）之“豁口”外，基本形成一道天然屏障。
南亚中部是由印度河、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冲击成的广袤平原。印度河发源于青藏高原；穿过喜马拉雅山脉，与喀布尔河并流后，又在左岸与比阿斯河、拉维河、萨特莱杰河、杰纳布河汇流，西入阿拉伯海。印度河主流全长约三千公里，贯穿于今巴基斯坦境内。恒河流域位于喜马拉雅山南（两大主干分别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和德干高原）；由于西高东低，经诸多支流汇入后，进入孟加拉国（帕德玛河）。其后会合贾木纳河，最终注入孟加拉湾（梅克纳河）。恒河水量充裕，冲击出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恒河三角洲。由于提供了生产资源并有诸多宗教圣迹，故被视为圣河。直至今天，仍有许多人相信在恒河沐浴可以洗净罪业。
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发源于我国西藏自治区南，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北麓的杰马央宗冰川。自西向东，过桑木张后称马泉河，过萨嘎始称雅鲁藏布江。（藏语“雅鲁藏布”意为“高山流下的雪水”。雅鲁藏布江被藏族人民视为“摇篮”和“母亲河”。）经众多支流汇入后穿过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绕过喜马拉雅山脉最东端的南迦巴瓦峰，经巴昔卡流出国境。进入印度境内称迪汉河，接纳纳迪班河后乃称布拉马普特拉河。（梵语“布拉马普特拉”意为“梵天之子”。）进入孟加拉国后称贾木纳河，直至注入恒河。从源头到与恒河交汇，全长约两千九百公里，总流域面积六十二万平方公里；海拔落差达五千余米，水利资源极为丰沛。
总体来看南亚地形：“北广南狭，形如半月。（玄奘《大唐西域记》）”佛教有一部《起世经》，对于印度传统“地理学”有所总结：“须弥山王，南面有洲，名阎浮提。其地纵广，七千由旬；北阔南狭，如婆罗门车。其中人面，还似地形。（《阎浮洲品》）”关于这段经文，历来有两种解法，莫衷一是。一主神秘：认为这里所描述的地理情形并非站在人类视角之上；那是超人格存在的认知境界。二是基于现实的：以为“须弥山”就是喜马拉雅山脉的珠穆朗玛峰或者喀喇昆仑山脉的乔戈里峰；中国在东胜神洲，欧洲在西牛贺洲，而印度所在的南亚次大陆为南赡部洲；故“北阔南狭”一语非常准确地描绘了以印度为主的南亚次大陆的地形。
北有高山、三面环海——南北均有天然屏障。地理位置相对独立，在科技能力落后的时代成为外来文明无法轻易企及之地，使得这里呈现出较为独立的生态空间、人文环境与文化形态；怎么看都是一个没有内忧外患的“天府之国”。在这样的条件下，若是没有文明孕育发生倒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了。此外，南亚的气候类型主要是热带季风气候。北部四季分明，南部则为高原与海洋性气候，温差较小。恒河流域异常湿热，且拥有大片森林，为宗教修行（林居）提供了优越的先决条件。还有，喜马拉雅山脉为诸多河流的发源地，故被视为圣山，成为古今各个宗教的朝圣处所。森林与雪山，为构建印度文明贡献了极为重要的现实元素。
适宜农耕的南亚中部地区为人类提供了非常良好的生活条件；中古印度文明在两河（印度河与恒河）平原孕育勃兴。而位于西北方的“豁口”——喀布尔河谷则成为游牧民族不断迁入的战略要地。在雅利安人到来前，由“达罗毗荼人（矮黑人）”缔造的“印度河流域文明”是这片土地上原有文明的代表（别的尚未发现。此外，这一远古文明可能也是外来的）。上世纪初，在印度河流域先后发现几处古城遗址；著名的有哈拉巴、摩亨佐—达罗、甘瓦里瓦拉、梅赫尔格尔等。由于最先是在哈拉巴地区发现的，故又称“哈拉巴文明”。（目前，因为尚未能够完全解读其文字，是故具体情况仍不甚清楚，唯有部分考古信息以及神话流传。）
印度河谷文明陶质彩绘瘤牛就目前所知的情况来看：哈拉巴文明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甚至还发展出城市形态。从目前已经发掘的遗址来看，规划和建筑水准相当之高。如摩亨佐—达罗城，面积达二百六十公顷；街区划定明确，并有齐整宽阔的道路系统和通畅合理的排水设计。“走进摩亨佐—达罗城遗址，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里是一个砖的世界。（赵伯乐《永恒涅槃——古印度文明探秘》）”社会贫富差距已然显现，存在着养尊处优的富族集团。此外，在出土文物中并未发现什么兵器。想来也是：农耕文明不需要强大武备；只须基本卫戍，以维持部落内部的正常社会运作即可。当时人类的最大敌人是天灾与病患，暂时还不具备一族殖民另一族的条件。
随着生产能力的显著提高，迁徙能力不断增强，文明有了彼此袭扰的可能。与农耕文明基本同时，并存有三大游牧民族：源于北亚蒙古高原的蒙古系、源于阿拉伯沙漠的闪米特系、源于南俄罗斯大草原的印欧系。游牧民族的生活形态与农耕文明不同：追逐水草迁徙是其显著特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同天时地理因素将导致人文发展各异。比如相对封闭的河川平原成为发展稳定的农业文明的优势条件；广袤的草原则成为发展移动的狩牧文明的优势条件；而一望无垠的海域即成为发展冒险的航海文明的优势条件。于是在古代，基本形成三大文明形态：分别以古印度、古蒙古、古欧洲为代表的农耕文明、草原文明与海洋文明。）
“两河流域”提供了广袤而丰饶的土地和优渥而安定的生活。当草原游牧民族接触到农耕居住地后，即被强大的诱惑力吸引。自雅利安人始，希腊人、安息人、月氏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前赴后继，从喀布尔河谷接踵而来，影响文明发展之进程。（唯有英国人没有从此隘口进入。）除了在孔雀王朝时期有过两次胜利记录外，其他均以失败告终。（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从印度河流域撤走时，在旁遮普留下了一支军队。后来，月护王旃陀罗笈多率领族人，引兵将其赶走。后来又击退了塞琉古王国的入侵。）从目前所知最初的哈拉巴文明开始，无论哪个民族一旦进入农耕模式就会有军事能力低下的情形出现。
有一种说法：热带民族多耽安逸，而在高纬度地区生活的人们则较能居安思危；那都与独特的生存环境（经济基础）密切相关。热带地区植被发达，随处都有野生瓜果，足可果腹。那种没有压力的生活模式确会养成一种特殊性格。《孟子·告子下》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随着生存压力降低，在温柔乡里久了，难免贪图逸乐——能够“岁月静好”，谁还愿意在马上奔波呢？于是刀枪生锈，战马无力；一批又一批外来者在进入印度平原后即被同化，然后由新的主人接替，循环不息。或许是未曾意识到军事防御的重要性，也有可能因为没有出现类似“宗法制”、“家天下”这样的组织机制，使得社会动员能力（凝聚力）严重不足。
这就好像怀抱着巨额现金的孩子，在深夜里只身行走于治安不好的地方，遭人觊觎只是早晚而已。社会稳定，文明就会孳生；不懂防御，一切无从维继。社会安定是文明发展的前提——这是久经检验的真理。失去规则的人类社会太可怕。一个集体一旦失去组织与防御能力，此时有外族侵扰，不会遇到任何阻力——“丧权辱国”只是刚好而已。物质基础动摇了，上层建筑必然崩跨。虽然上层建筑有能动作用，表现为教权对资源分配的话语权，但毕竟不如治权的现实性。（且容易堕入教条，不懂得与时俱进。）空谈理念与理想，无法实现真正的自主与强大。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左传·新序·杂事》）”历史经验，足可为鉴。
（与我国古代的历史轨迹相似：一批又一批西北游牧民族接连进入中部平原，归化农耕文明。此后，这股力量再由其他游牧民族接替；不断内迁、归化、又内迁、又归化，生生不息，循环不止。中华民族因为早熟的政治智慧使得文明之火终始不熄。得益于周公的“改制”，我国的社会制度与军事能力保障了华夏文明在周、秦、汉、唐间的持续发展。一个文明一旦足够发达，即能主导后续登场的所有民族与文化。譬如蒙古族与满族，最终也融入了华夏文明的大熔炉中。印度也是如此，但这一进程有待于雅利安人来完成。在此之前的初级文明，刚一萌芽即被打扰：不断被外来因素稀释、吸收、消解、融合，形成复杂又混乱的思想局面。）
哈拉巴文明在延续了数百年后逐渐衰落灭亡；如此彻底，以至于今时对他们的了解都要通过考古与“神话”（吠陀与史诗）。衰亡的具体原因尚有争议。史学家提出了多种假说，大概以“外族入侵说”和“生态变化说”为主；也可能兼而有之。西元前两千至前一千五百年间，印欧民族得到科技发展的便利，其中一支在进入兴都库什山脉以及伊朗高原后，继而向东南进入印度河流域。这片土地上的新任征服者——“雅利安人”代替达罗毗荼人，在南亚中、西北部的两河平原建立居地与治权；开启“吠陀”时代，成为后续印度文化的主干。（据亚斯贝斯的“轴心时代说”，在恒河流域繁荣的印度中古文明奠定了后世文化发展的基础。）
胜利者“高举利刃”，制定出特殊（殖民）保护政策——“种姓制度”，以酬劳自己的族人与“盟军”。“原民”被从精神与肉体两个方面贬抑——这是“惯例”。如同我国古代蒙古民族入主中原并建立的政权就以种族为准，把国民划分成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大社会等级；用血统与文化隔离，不准通婚——满族入关时也是如此。不过，我国的“种族隔离政策”是用法令（治权）来维持的；而雅利安人则聪明地运用了宗教手段（教权），使得全体民众自觉自发地维护这一不平等制度。一九五〇年，印度立法废止种姓制度，可民间依然如故。种姓思维已经成为文化基因，深入骨髓；其生命力之顽强，远非一部法律所能禁绝。
最后，简述“印度”的历史。如今称“印度”，指为一个具体独立的国家；但在古代，则更是指一个地区。此地原称“婆罗多”（古代其住民之自称），后因“信度河”得名“印度”。（由于古代外来文明传入，全都经过印度河流域，故认为这就是印度得名的缘由。）西元前两千年前，达罗毗荼人在印度河流域缔造了哈拉巴文明。西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原居住在中亚地区的雅利安人中的一支进入南亚次大陆，征服原著居民；本于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参考在地人文的传统习俗，根据农耕文明的现实条件，创造出“种姓制度”，建立了全新秩序。此后，直到佛陀即将诞生的时代里，这片土地始终都是邦国林立——类似如今的欧洲。
相传，在西元前六世纪初，印度至少有超过十六个（有名可查的）国家。经长期兼并，于西元前四世纪崛起的孔雀王朝几乎统一全印，在恒河流域建立了以摩揭陀为中心的强盛国家。之后不断分合，这块大陆从未真正实现过大一统。治权博弈，伴随着教权斗争。代表不同阶级立场的沙门思潮与婆罗门教持续抗衡，促使后者不断演进，形成印度教；并与随后到来的伊斯兰文明对峙。一六〇〇年，英国建立东印度公司。一七五七年，印度沦为英殖民地。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印巴分治，印度独立。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印度共和国成立，为英联邦成员国。目前，印度的国土面积相当于我国三分之一大小，人口总数却与我国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