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年4月27~30日，第一届全花刺子模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建立花刺子模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通过了宪法。同年9月13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花刺子模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在莫斯科达成协议，据此，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政府承认花刺子模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并废除所有由沙皇俄国强加于希瓦汗国的条约。紧接着在布哈拉埃米尔国出现的场景与此多少有些相似。
年夏，一场由阿卜杜拉基姆·库尔姆哈迈多夫和布亚希姆·萨达尔领导的反对埃米尔的武装起义在该埃米尔国的土库曼人地区爆发。起义者向正在喀山整装待发的红军部队发出请求，而在年9月2日，通过红军、第一东方穆斯林团和叛军的共同努力，布哈拉埃米尔赛义德·阿利姆汗被废黜。突厥斯坦前线指挥官米哈伊尔·伏龙芝向列宁发出电报：“布哈拉已经陷落。世界革命的红旗正胜利地飘扬在雷吉斯坦广场的上空。”年10月6日，第一届全布哈拉代表大会在布哈拉宣布，建立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年至年间，花刺子模和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的关系，由数项条约进行了约定，而这些条约逐渐将这些共和国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年之后是苏联）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逐渐压缩了它们的主权及其他权利空间。这样，革命与内战均以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形势结束。
在突厥斯坦及其外里海省，在希瓦和布哈拉以及其土库曼人地区，苏维埃政权都在红军的直接参与下纷纷建立。这些悲剧性事件所形成的全部冲击，都只能由劳动群众承担：他们奋战追求的目标，与现实的结局完全南辕北辙。这个庞大的、多民族的国家，的确坚决地砸碎了过去的枷锁，但却又给人民戴上了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镣铐。
年下半年至年初，一场反苏农民运动和起义席卷全国，即所谓的中亚巴斯马奇运动（中亚地区反对苏维埃统治的穆斯林起义），它对苏维埃政权形成了切实的威胁。在此情况下，苏维埃政权被迫寻求与当时占国内人口中压倒性多数的农民的“共同语言”，这个“语言”就是年3月苏维埃发布的新经济政策，它取代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者将农民的全部收获物都没收充公。
随着向和平建设时期的过渡，建立中亚人民民族国家的问题再次浮现出来。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都希望有一个清晰的未来，都希望能看到自我发展的前景。到年，这些人组成了三个共和国：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年）以及花刺子模和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年）。
然而，没有一个中亚民族在任何一个共和国中形成一种稳定的多数，他们依然处于分散状态。例如，中亚全部土库曼人口中，有43.2%生活在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27%在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29.8%在花刺子模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某些民族知识分子中的领袖人物与群体，致力于寻求创建一个囊括苏联全体操突厥语人民的单一的突厥国家。
考虑到这种转变，特别是考虑到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采取主动，将中亚的民族集团加以划分，并将这个复杂而艰难的进程纳入到一个可以接受的轨道之中。年6月12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中亚共和国（突厥斯坦、布哈拉及花的中部工业发达地区提供初级原料产品的任务。
强制集体化始于年初。在土库曼斯坦，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却要服从于在最短的时间内建成苏联独立的棉花市场的任务。集体化是在这样一种理由下推行的，即只有具备技术装备供应和维护基地的大型集体农庄，才能够实现这一重要的目标。（在此过程中采取的）暴力手段，常常造成惨痛的后果，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就是最好的证明。
许多属于中农的土地，甚至是极为贫困的农民的土地，都与真正的富农的农场一样被集体化。仅仅在年和年，就有超过三千个富农的农场被清除，其中个农户家庭被发配到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北高加索及乌克兰。所有这些做法，在农民中间激起了强烈的愤慨，并导致反集体农庄示威的爆发。一些农民被迫逃往阿富汗和伊朗。尤其是在共和国的游牧及半游牧地区，集体化遭到了铤而走险般的绝望抵抗。
年秋天，卡拉库姆地区爆发了武装起义，但被红军的正规军及国家政治保卫局部队残酷地镇压。起义参与者的财产和牲畜均被没收。牲畜的强制公有化引发了大规模的屠宰行为及其价格前所未有的下降。在集体化期间，超过三分之一的马匹、半数的牛、三分之二的羊及四分之三的骆驼被宰杀或是被赶往共和国境外。然而，农民与牧民的抵抗最终失败，小片的农民土地都被并入大型集体农庄之中。
年，该共和国已建成个集体农庄，占农民农庄总数的95.5%。这些植棉共和国确保了苏联相对于国际棉花市场的独立性。集体农庄，尤其是植棉农庄的技术装备水平，有了显著的改善。然而，所有这些都使当地农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单一的棉花种植对当地传统的农业部门－粮食生产、蔬菜及瓜果生产，特别是畜牧业－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直至20世纪50年代。这些部门的生产水平才得以恢复。
主要依靠强制手段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因其自身的不合理性而无法实现集体农庄社员的利益。它们完全依从于行政命令体制。集体化也改变了农民的心理状态及其生活方式。由于与土地权益的分离以及无法享有最终产品的收益，原先的土地所有者变成了打散工的雇员。这也正是苏联时期农业持续落后的主要原因。在工业化时期，共和国的工业建设需要（优先）符合全联盟的利益，因此主要集中于采掘治炼部门。
20世纪30年代，具有很大潜力的石油矿藏被勘探来，涅比特达格炼油厂投产运营，同样投产的还有卡拉一博加减厂和达瓦兹的硫磺厂。9月27日，作为该政策的成果之一的建了土库曼苏维埃主义共和国，并将先前士库曼人各个分散的部分纳人到他们自己的共和义，在当时居住于苏联境内的全部土库曼人中，有94.2次被归人换社会主义共和国，占该共和国全部人口的71.9%面，并以其族名命名了该共和国。必要的国家管理机构相继建立，宪法和国家象征获得批准。
安塔科夫被选为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G.阿塔巴耶夫被任命为政府主席。许多世纪以来，“土库曼斯坦”这个词汇第一次被书写在了世界政治地图上。当然，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土库曼人民就已真正获得了完全独立的民族国家地位。
从宣布成立到年，土库曼共和国，作为苏联的一部分，只拥有名义上的主权，而事实上却对莫斯科百依百顺。这一点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就最为明显地体现出来。当确定该共和国生活中最重大的问题时，游戏的规则就一直是由克里姆林宫掌控，而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独立性也逐渐变成了一种幻象。
不过，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立，对于有着数个世纪悠久历史的土库曼人而言，依然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残酷斗争中，土库曼人民几乎完全没有可能维护他们的民族自由与领土完整，或是试图脱离于苏联之外生存。新经济政策和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对于经济的恢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推动贸易活动重新活跃起来。
作为该共和国经济生活基础的灌溉系统，在战争时期遭到了严重的毁坏，此时也得到修复。共和国还新建了几项大型的灌溉系统，例如博桑加－克尔钦斯基运河和埃尔萨金斯基运河，旧的灌溉系统被重新改造。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共和国内为农业生产供应的水资源量。20世纪20年代实行的水土改革政策，扫除了农业殖民主义的残余。一旦阻碍农业发展的障碍被清除，这些改革就有助于其主要生产部门，特别是对整个苏联都十分重要的楊花生产部门的发展。
结语
年至年间实行的水士改革，如果不是其后在经济生活中快递推行的集体化和严酷的行政管理，无疑将会证明它的有利之处、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将士库曼苏维埃社处行义共和国转变成为国家的一个产棉基地，就成为苏联的政策，它意味着会主将主要担负向苏联输送硝、石蜡和盐的产量不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