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别离》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出生于年，是伊朗的第三代电影人，他的作品，一向具有鲜明的伊朗民族特色和本土情节。
这部伊朗电影，以30万美元的超低制作成本，一举横扫了包括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柏林金熊奖银熊奖在内的多个重要奖项，可谓当时的一匹“黑马”。
在这部电影里，导演法哈蒂完成的不仅是现实主义的纪录，更是对当代伊朗社会现状的深入思考和社会解剖。
本片英文片名“ASeparation”，Separation在这里不仅有“别离”的意思，更包含着“分割、隔离”。
导演法哈蒂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部电影表面上讲的是纳德和西敏离婚的故事，其实包含了更深层次的含义。传统和现代思想的分离，道德和法律的分离等等。导演坦言自己并不想把“分离”定义的太清楚，这是留给观众的问题。
电影讲述的，是两对处于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生活背景的夫妻之间发生的冲突和纠纷。纳德和西敏是一对精英阶层的夫妻，为了孩子更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西敏一直想要移民，甚至不惜为此跟老公纳德离婚。电影中所有的“别离”都是因此而起，而这也是后续所有事件的导火索。纳德面对瘫痪在床的老父亲，拒绝了妻子移民的要求，移民没有成功，妻子一气之下回了娘家。纳德为了照顾女儿和得了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请了女佣瑞茨。纳德因为偶然发现瑞茨把自己的老父亲捆绑在床上而气愤地推倒了她，瑞茨流产，矛盾和纠纷升级，两个家庭因此走上法庭打起官司，双方互不相让。
这部电影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以两个家庭的多维度冲突以及层层反转的故事情节，真实地勾勒出当前伊朗社会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民众的生活状态、价值观及社会矛盾，折射出当代伊朗社会的多重矛盾与困境。
阶层矛盾与冲突：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隔阂，深如鸿沟的观念差异
纳德和西敏这对夫妻代表的，是伊朗的精英阶层：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体面的工作和收入，居住高级公寓，经济条件优渥，思想独立。
而女佣瑞茨和其丈夫霍加特，无疑代表的是社会的平民阶层（甚至底层）：他们受教育程度有限，工作收入微薄甚至失业，虔诚地信仰宗教，长期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奔波。
精英阶层的纳德，在面对平民阶层的瑞茨时，一直是傲慢而冷漠的，刻意保持着距离，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有巨大的隔膜。他们彼此之间关系和地位从来不对等，连基本的沟通交流也很少。
虽然表面上称呼女佣瑞茨为女士，但却从未正眼看过她，日常对瑞茨的问候也是漠然而敷衍。在纳德看来，瑞茨只是自己雇佣照顾父亲的，除此之外彼此毫无交集，瑞茨更像是提供照看服务的“工具”，在纳德那儿毫无存在感。当发现家中的钱少了时，他不加思索就认定是瑞茨偷拿的，拒绝听瑞茨的任何解释。
直到某天纳德提早下班回家，看到自己的父亲手被绑在床头，整个人趴在地上，奄奄一息，而女佣瑞茨则不见影踪。气愤至极的纳德，将外出办事匆匆赶来的瑞茨狠狠推出了家门，却没想到造成了怀孕四个月的瑞茨流产。
双方家庭因此引发了激烈的矛盾，最终不得不对簿公堂，纳德也因此被告谋杀。纳德一家面对控告和指责，冷静理智，据理力争，善于利用法律、权势和身边的资源为自己辩护。而瑞茨一家则不知所措，情绪崩溃，只会一遍又一遍重复地说：“这个男人害死了我的孩子。”
电影展示给我们的，是在精英阶层面前，普通民众彻底居于被动。平时，他们处于一种失语、被忽略的状态；而当他们试图抗争时，又完全力不从心。对于精英阶层，平民阶层其实一直是抵触甚至害怕与之相处的。
瑞茨一家认为他们掌握了事实，但是这样的事实不是证据，无法被法庭认可。他们不懂社会的规则和法律，不知道如何为自己辩护，维护自己的权益。最后，瑞茨的丈夫只能悲愤地说道：“我没有他那么能说会道，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我给人打了十年工，却被无故的辞退，我曾经希望法律能给我公正，但打了一年的官司，法官只留给我一句：回家等着吧。我不能允许这样的事，再发生第二次。”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两个阶级之间巨大的隔阂与疏离，他们彼此不了解，不信任，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这才引发了种种激烈的冲突和对抗。两个阶层之间看似有些许交集，但实质上却有着难以逾越的距离。
现实中的伊朗，属于发展中国家，不同阶层的民众，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也由此引发了很多的矛盾和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道德问题、法律问题等等。如何平衡各阶层的不同诉求，如何保证社会的公平公正，尤其是弱势阶层的权益如何得到有效保障，都是伊朗社会当下的棘手问题。
宗教信仰与现代文明交织的矛盾与困境：坚守信仰，还是拥抱法律与文明？
我们都知道，伊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一个特殊的存在。伊斯兰教在伊朗是至高无上且不容置疑的，即便是法律，也比不过一本《古兰经》。
过去的伊朗，宗教信仰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人们恪守自己的信仰，有自己内心的道德标准和做事准则，把宗教当成是衡量自己人品的标尺。正如电影中展示的，女佣瑞茨做很多事情，都会考虑是否在宗教信仰允许范围之内。纳德的父亲尿裤子的时候，瑞茨先打电话去咨询，如果给他父亲换裤子会不会触碰信仰受到惩罚；在她诬陷纳德，即将获得大额补偿时，却又时时备受内心的谴责与折磨，害怕因为自己撒谎遭到报应，几经纠结之后还是选择了说出事实真相。她守住了自己的信仰，却又因为坚守信仰而导致现实中自己的家庭支离破碎，陷入困境。
女佣瑞茨一直用宗教信仰做为标准行事，她是伊朗宗教文明的象征。
而另一方的纳德，接受了现代文化教育，思想开放，是精英阶层的代表。他思维敏捷，理性善辩，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据理力争，甚至谎称自己不知道瑞茨怀孕，他并不相信深深烙印在瑞茨内心的那一套宗教信仰。法庭作为现代文明的审判机构，审判更多的也是依据证据而不是道德。似乎在当下伊朗社会，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不相信宗教信仰，他们内心深信的是事实、证据、金钱、资源，这是他们的处世准则。
纳德是伊朗现代文明的象征。
两者不同的价值观和做事准则，代表着伊朗社会宗教信仰和现代文明的别离，折射出信仰与文明的冲突，这也使得伊朗民众陷入更大的迷茫和困境：当《古兰经》的教义与现实生活出现分歧时，是选择接受现实并默默承受着内心的谴责？还是坚守信仰却看着现实生活在眼前逐渐失控？是该坚守心中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还是彻底舍弃信仰，全力拥抱现代文明和法律？宗教信仰不能救赎现实生活，而法律就能达成真正的公平公正？
而这些，似乎没有人能给伊朗人明确的答案。宗教信仰与现代文明交织在一起，彼此嵌入，构成了对伊朗民众的双重思想影响和渗透，也让民众内心充满困惑和迷茫。伊朗的宗教信仰和文明建设，如何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如何才能在对立、割裂中实现相对折中和统一，是伊朗社会需要不断探索才能穿越的迷雾和困境。
传统与现代：这片土地未来的路在何方，未来一代要如何选择？
电影的一开始，就是西梅和纳德在讨论移民的问题。在妻子西敏的眼里，伊朗社会思想传统守旧，局势动荡，不适合女儿特梅的教育和成长。西敏希望移民国外，给女儿更好的生活和学习的环境，认为和平先进的西方国家能提供更好的条件。西敏认同并向往欧美价值观，她是伊朗社会现代化思潮的代表。
而纳德则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祖国，他要照顾自己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还坚信在国内，自己也一定给女儿很好的教育。纳德老年痴呆的父亲，在这里其实是个明显的隐喻——隐喻传统守旧、体制僵化、困境重重的祖国，而女儿则象征着未来。纳德仍旧对自己的国家，葆有期待和希望，也有着对故土的眷恋和不舍，她没办法为了未来彻底抛弃自己的父亲和传统。
而纳德应该明白，留下来要面对的国家状况：封闭保守，宗教信仰过分干预政治，管控人们生活方方面面，整个社会压抑而没有自由，充斥非现代的刑罚和暴力，排斥和限制外来文化。就好比电影中的瑞茨夫妇，一言一行都受到宗教的强制管控，生怕自己违背和亵渎了宗教信仰。选择留下来，就意味着要跟这一切去抗争，去战斗。对于思想已经开化的纳德来讲，这无疑也将是一条漫长、痛苦的道路。
纳德夫妇与瑞茨夫妇两个家庭之间的激烈冲突和矛盾，实际折射的是传统与现代两种不同社会体系当下彼此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互相排斥、对立，难以兼容。
纳德和西敏这对夫妻面临选择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相反观点：一个坚决要离开，一个执意要留守。这实际折射的是当下伊朗社会不得不思考和面对的困境：是保持传统现状，还是积极变革，走向现代化。而事实上，伊朗一直摇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深受传统的束缚与桎梏，向往现代，却又难舍过去，从而左右为难，举步维艰。
电影的最后，关于女儿特梅最后的选择，没有给出具体的回答，而是留给观众一个开放式结局。女儿在电影里代表着伊朗的下一代民众，代表着伊朗的未来，这也意味着伊朗社会未来的选择和走向并不明朗，传统还是现代，没人能给出答案，只能漫漫长路继续探索。
结语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之所以如此成功，如此被大众认可，除了导演法哈蒂卓越的专业能力和高超的拍摄艺术外，更因为这部电影饱含着他对祖国和故土深刻的爱与哀愁。
他记录了伊朗社会的种种冲突、矛盾、困境，也对社会现状有着自己独到的审视、思辨与剖析，然而他更想要传递的是：纵使这个国家并不美好，困境重重，我依然热爱它，眷恋它，从未放弃过希望和期待，从未停止过探索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