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那些人与事
在前八集《伊朗杂记》中，我主要是通过自己在伊朗期间的所见所闻和思考以尽量多地介绍伊朗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文化，并顺便提及了不少当年在伊朗一起工作和生活的人和事，有些还做了专门的介绍。比如，胡家博先生、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谷兆祺先生、中国治淮委员会副主任谭福甲先生和中国驻伊朗大使华黎明先生以及我当年的助手，即后来中海油伊朗公司总经理谭国保先生等。其实还有很多朋友没有来得及介绍给大家。这一集就写他们吧。
驻伊使馆经济处外交官与作者等合影（摄于年秋），王超夫妇（后排左一与前排左二）、杨宝生参赞夫妇（前后排左四）、作者（后排左二）及谭国保（前排右一）等
我在《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华文出版社年5月出版）中说过，那年我去伊朗，半夜开车到德黑兰机场接我的是一位名叫王超的年轻人。他当时是我国驻伊朗大使馆经济参赞处二秘。可以说，王超是我落地伊朗后见到的第一位中国人，甚感亲切。以后直到如今，我们也都是很谈得来的朋友。
年轻时的王超个子高高的，帅气而潇洒，人很聪明能干，但为人却谦虚而真诚。当年在伊朗开展经贸工作不仅要遵循当地法律和国际规则，政策性还很强，工作的复杂性非在一般国家可比。王超先生对这方面研究颇深。
比如，我去伊朗不久，因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伊朗的石油美元开始增多。伊方支付我公司的项目款也从原来的石油支付改为国际通行的美元支付。为此，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还特地派人到伊朗来与伊方协商此事如何解决。我驻伊经济处和商务处则负责配合。王超先生对这方面研究较多。为此，我在就石油支付转为美元支付问题上与项目业主伊朗能源部交涉时，王超也多次陪着我一起去，给我的工作支持很大。问题也得到了很快的解决。
王超还喜欢研究实际工作问题，而且研究能力很强。我曾仔细阅读过他当时所写的一篇论述促进中国和伊朗商贸关系发展的工作研究报告手稿，厚厚数十页，里面侧重分析了伊朗市场开放的动因、投资环境改善的趋向以及当时国际环境和伊朗的新经济政策对中伊经贸关系的影响等，有理有据，逻辑缜密，文笔甚佳，工作实用性的确很强。读后受益匪浅。之后，我在向来访的国内代表团介绍如何在伊朗承接技术咨询类项目也时常引用他那份研究报告的数据和观点。
还有一事也值得一说，王超先生大约是年秋天与夫人赵丽平女士一起回国述职的。囿于飞机行李限重，他们回国时除了随身衣物，什么土特产也没带，只带了他在伊朗购买的一整套三十二卷年版的英文原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整整装了好几个纸箱子。这套全书图文并茂、装帧精美、价格不菲（因是原装进口图书，当时即便在伊朗这套书估计至少要一千多美元，而且国内那时却根本买不到——作者注），是他们夫妻俩用在伊朗期间节省下来的国外津贴购买的。要知道那时外交官国外津贴很少，每月也就一两百美元。
还有，那些年人们回国时一般都是用节省下的外汇以及出国人员指标到国内各大城市设立的出国人员服务公司购买电视机、电冰箱或音响等家用电器，以改善自己的家庭生活。但是王超夫妇则没这么做，而是倾其几乎所有节余从国外买一套图书带回国。此举在当年显得如此与众不同，真让人惊讶。
王超夫妇离开德黑兰回国的前一天，我去驻伊经济参赞处，看到他们在宿舍里打包这套图书时，心下很是感慨：眼前这位年轻的王超先生确实不一般啊！因为我知道历史上很多大学者，如现代出版家王云五先生和著名作家钱钟书先生等，据我所知，都是在年轻时阅读这套大英百科全书得以增长知识、厚积而薄发的。
所以，后来一些年每当得知他荣膺高职时我都并不感到意外，反而觉得这是很自然也很正常的事情。德黑兰分手后没几年，上世纪末吧，当时在深圳工作的我到北京出差，才发现王超先生已升任国家外经贸部美大司司长了。那年他还不到40岁。后来，王先生的仕途一直很好。他先在商务部部长助理位置上干了三年，年7月升任国家商务部副部长，年初改任外交部分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年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党组书记、会长至今。
带有骆驼骨和铜镶嵌木框的伊朗细密画《打马球》，王超夫妇年离伊回国时赠。
说了王超，我还想说一下另一位外交官朋友——路长金先生。年《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由华文出版社正式出版前，我有幸请到了两个人给此书作序。一位是当时国家围棋队的总教练、曾数次获得世界棋王赛冠军、令人尊敬的俞斌九段，另一位则是当时刚从我国驻伊朗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参赞职位上退下来的路长金先生。
路长金先生是一位伊朗通，记得他说过他在伊朗前后待了约19年！路先生瘦高个，皮肤呈健康的麦麸色，波斯语水平很高。我在伊朗期间，路先生是我国驻伊朗大使馆商务处一秘（当年因国内对外贸易与对外经济合作是两个不同的部门，我国驻外使馆经贸工作还分设经济参赞处和商务参赞处，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下半期国家商务部成立才两处合并设立了经济商务参赞处——作者注），精通中伊两国贸易事务，并在各国驻德黑兰外交机构中具有广泛的人脉。
我那时在伊朗主要承接工程项目，很少做纯粹的货物贸易，但因经常有与项目配套的有关设备需要运入伊朗，得办理相关报关事宜，与路先生还是经常打交道。他给我工作上的帮助也不少，互相之间也比较熟悉。
路长金先生也喜欢下围棋，而且水平尚可，当时估计有业余初段水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就算不错的了。有意思的是，他和我虽然没有下过棋，但却清楚地知道我的围棋水平还可以。当年我能够参加中日韩驻伊朗外交商务人员围棋比赛，就是他向那次比赛的创办方——日本驻伊朗使馆推荐的。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不仅如此，他在推荐时还特意说我是中国在伊朗围棋第一高手。路先生的这一推荐对于我能否参加那次比赛至关重要。
当年在伊朗的日本和韩国人很多，其中许多人都会下围棋，两国驻伊使馆也有不少外交官喜欢下围棋并经常博弈，互有胜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国际棋坛也很热闹，中日韩三国的围棋霸主之争刚刚开始。比如，一年一届的富士通杯举办了四届，应氏杯则办了一届，韩国的东洋证券杯正拟国际化。日本的超一流棋手，尤其是武宫正树宇宙流棋艺威望如日中天，连获两届富士通杯冠军并蝉联三届亚洲杯冠军，而韩国的曹薰铉则打败了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大显神威的聂卫平而获得了围棋奖金额最高的第一届应氏杯冠军。
三国职业棋手在争世界冠军，日韩两国围棋爱好者也因此谁也不服气谁，都认为自己国家的围棋水平最高。这种争胜情绪显然也影响到了日本和韩国驻伊朗的外交和商务人员。为此，日韩两国驻伊外交官就开始策划一场比较正规的业余围棋比赛，想看看在伊朗的外国人中到底是日本人厉害还是韩国人过劲。
这时，路长金先生在一个外交场合得知这事，于是就对日本主办方说了上面那句话并将我在德黑兰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们。中国在伊朗围棋第一高手？这句话似乎给了日本人一个突然的提醒：别忘了还有中国人哩！没有中国人参加的国际围棋比赛，不管是我们日本人还是他们韩国人拿了冠军，其成色好像也不怎样吧？
我就是在这种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于某日突然接到了来自日本驻伊使馆的一个电话，说是诚挚邀请我参加下个周末在德黑兰某地举办的中日韩三国围棋比赛，望务必参加。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居然最终幸运地获得了冠军（第二年的第二届围棋比赛也是我蝉联——作者注）。
这一夺冠过程很有故事性。日本和韩国一共有11名业余3段以上棋手参赛，加上我和另一位中国人——吴仲谋先生（后文会谈及此人），一共13名棋手参赛，水平都挺高。其中多是业余4段或5段，还有1名韩国棋手是业余6段，叫金镇宇，是韩国大宇建设株式会社的高级职员，曾获得过某届世界业余围棋大赛第六名。
经过大约4个周末的下午至晚上的紧张比赛，我虽然也输了一局（输给了一位日本业余3段，即日本丸红株式会社社长春名和雄先生——作者注），但最后算小分，还是由我幸运地获得了那届中日韩三国驻伊朗外交和商务人员首届围棋赛事的第一名，吴仲谋先生则获得了第六名。
（《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以及我于年发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