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砍山樵夫
说起中国古代法家，人们经常想到的多是商鞅、韩非、李悝等人。李悝著《法经》主导魏国变法，拉开了战国七雄变法图强的大幕，商鞅变法更是是被诸侯鄙视的秦国一跃成为强国并最终一统天下，韩非则是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们虽是法家著名的代表人物，却不是法家的鼻祖。
那么法家的鼻祖是谁？不是商鞅、韩非、李悝，也不是管仲、皋陶，法家的鼻祖是子产。
子产(?—前年)，即公孙侨，字子产，又字子美，还有叫东里子产、郑子产的，春秋时期郑国杰出的政治家。郑简公十二年(前年)为卿，二十三年(前年)子产执政郑国。
子产执政前，晋楚两强争霸，郑国身处两强之间，内部贵族矛盾重重，郑国贫弱而混乱。子产执政后，一方面，运用其政治智慧在列强之间穿梭外交。另一方面，开始在郑国内部变法图强，大力改革郑国的土地和税赋制度。
然而，最能体现子产政治气魄和法律思想的，是子产铸刑书的故事。
01
古代国家在未有法典之前，大都经历过一个秘密法的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隐蔽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才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
子产决心打破这种愚昧，郑简公三十年(前年)3月，子产铸大鼎，将国家法律条文铸在上边，把鼎放在城中繁华之处向世人公布。子产将法律公布出来，并严格依法办事，增加了社会的透明度，首开政务公开的先河，也是一次重大的普法宣传和教育活动，这该是我国第一部公开的法典，可以说是拉开了中华法系的伟大序幕。
子产所铸刑书已失传，内容目前已不可考。但是结合《左传》、清华简《子产》篇等史料，对子产铸刑书一事也可略知一二。
一是子产的刑书是在借鉴三代法律和贯彻天地之道的基础上制定的。清华简《子产》篇载，“子产既由善用圣，班羞勿俊之行。乃肄叁邦之令，以为郑令、野令，导之以教。乃迹天地、逆顺、强柔，以咸禁御；肄叁邦之刑，以为郑刑、野刑，行以尊令裕仪，以释亡教不辜。此谓张美弃恶。”叁邦之令、叁邦之刑是指夏之《禹刑》、商之《汤刑》、周之《九刑》等三代的法令，子产之前并非没有法律，只是这些法律都是藏之官府而不为百姓所知的秘密法，子产铸刑书时参照了其中的有益成分。“迹天地、逆顺、强柔”，就是体察天地大道的方法。道生法，法律并不是立法者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是道的体现，这是道家黄老学派的重要命题之一。可见子产不仅是法家、是儒者，还是黄老学派的拥护者。道生法的观点，与西方历史法学派和自然法学派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法律不是被制定而是被发现的。
二是郑国施行国野分治的“一国两制”制度。子产的法律包括令和刑两种形式，而令和刑又分别分为郑令、野令，郑刑、野刑。郑、野之别，实际上就是国、野之别。周以同姓兄弟或亲信所封的诸侯国已非过去承认的原有邦国，而是以武力为背景，在原有众多邦国的缝隙内人为“插队”进去，较多地带有一种武装开拓和殖民的性质，以赐姓授民为主，地盘是要靠抢的。当时诸侯国的国都称国，国都里的人称国人，国都之外的被征服人称野人。国人、野人族属不同，权利义务不同，适用的法律也不同。《左传》所谓“都鄙有章”应该就是意思。
三是“作封洫、作丘赋”。《子产》篇云“野三分，粟三分，兵三分，是谓处（献）固”。作为野（鄙）、粟和兵是紧密联系的内容，“野三分”是指按照田地肥沃程度，把野（鄙）分为三个等级。“粟三分”，是按照田地肥沃等级，征收三种不同的赋税。“兵三分”，是按照居住地人口的多少，征发三种不同等级的兵役。所谓“献固”，是指所征调的赋税形成定制，不能随意加征。《左传》载子产“使田有封恤”、“作丘赋”，废除土地定期分配使用的井田制，划清田地疆界实行土地私有，挖好沟渠；把村组织编制起来；按土地面积免征收赋税等。
02
子产铸刑书打破中国历史长期以来“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政治传统，受到了一些贵族的猛烈抨击。例如晋国大夫叔向就非常不满，叔向是当时晋国知名的贤大夫，与子产、晏子同时，都是当时驰名列国的贤士，三人也都彼此倾慕，经常在列国会盟中相见，私交也都不错。但就是这个叔向不惜冒干涉别国内政之嫌，派人送给子产一封信表达了他的强烈抗议。
叔向在信中说：“我本来对你寄予厚望，但你却让我非常失望。古时的圣王，都不公布法律，而是一事一议，由贵族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法律适用，那是因为害怕民众有争辩之心。这样还怕驾驭不了民众，又以义、礼、信、仁等来约束他们，设置高官厚禄劝诱他们服从，用严酷的刑罚来震慑他们。这样还不够，还要有圣明贤哲的君主、明察秋毫的官吏、忠厚诚信的长者、慈祥智慧的教师，这样民众才能听从驱使而不生祸乱。民众知道了法律的内容，就不再害怕我们这些贵族和管理者了，开始心存侥幸不服从管理，并会引证法律和我们争辩，这种情况是万万要不得的。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这三部法律，都是乱世的产物啊。现在你作为郑国的宰相，改革土地赋税，制定了三部法律并把它们铸在大鼎之上公布，想以次使民众顺服，不是在痴人说梦吗？《诗经》中说，文王以德使四方万邦臣服。哪里提到了什么法律啊？民众一旦知道了争辩的依据，就会抛弃礼仪而引证法律，即使是一些蝇头小利、细枝末节，也会争执不休。于是乎，混乱开始滋生，贿赂开始盛行，在你的治理之下，郑国必将败亡。”
叔向的信大概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法律不是个好东西，都是乱世的产物，好的社会应该高举道义的大旗来治理。二是公布法律损害了贵族的统治特权，贵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根据所谓的道德来判案，不能再一事一议，而是要遵照法律的规定来处理。三是增加了管理难度，民众会会抛弃礼仪而引证法律，引用法律据理力争，甚至会钻法律的空子。
春秋时期，郑国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国家，宗法贵族的气势减弱了，新的地主阶层兴起。但是郑国的贵族利用刑罚的随意裁量权，压榨商人和新兴的土地所有者，对国家很不利。子产公布法律，限制了贵族特权，促进了郑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子产“铸刑鼎”正在于避免模糊而任意的控制民众行为的方法，削弱贵族的统治特权，使平民也可以依靠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利，消弱了贵族的专制统治。
子产看了叔向信后，客气而坚定地给叔向回了信，“正如您所说，我没有什么才能，不能惠及子孙万代，我只是想挽救我当前的国家。虽然我不能接受您的建议，但我会记得您对郑国的关心和对我的教诲。”
说实话，看了子产回信让人很失望，叔向的发难信写的可谓是雄辩，我们多希望看到子产对叔向慷慨激昂的驳斥啊，这么伟大的一次历史壮举，我们却无从知晓其主人公的内心想法，岂不是一大憾事。
子产也许是一位实干家，不想和那些顽固不化人费口舌，可是理论宣传教育也是一件大事啊，由于子产先生没有进行有力的驳斥，导致后世很多叔向们仍顽固地坚持他们的错误观点。
03
范宣子在子产铸刑书的时候，也是反对的。范宣子认为，火星还没有出现，郑国却使用火来铸造刑器，公布引起争论的法律。郑国恐怕会发生大火灾吧！《左传》也煞有介事地记载了“六月丙戌，郑灾。”
《左传》对叔向的言论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对郑国火灾进行了记载，对刑书的内容却一字不提，可见《左传》的作者应该是赞同叔向的观点。
但是，《左传》的作者也不能抹杀子产执政的功绩。历史事实也给叔向以有力的反驳。子产执政后一年，刚开始时变法，阻力很大，社会上流传一首歌：“硬逼我把好衣服收藏在家，硬把我的田地左编右查，谁要去杀子产啊，我一定参加！”执政三年后，社会上又流传一首歌：“我家有子弟，子产来教育开导；我家有田地，子产使产量提高。要是子产去世了，谁能像他一样好？”子产执政共21年，郑国大治，国势由弱变强，国人称颂，诸侯宾服。
历史大势，浩浩荡荡，先知虽然寂寞，却并不孤独。吊诡的是，在子产铸刑书之前，范宣子也已经制定了一部成文法，只是没有公布于众。就在子产铸刑书的23年之后，叔向所在的晋国也铸了刑鼎，无疑打了叔向一个耳光。昭公二十九年(前年)，晋国的赵鞅、荀寅占领汝滨，命令晋国民众各出功力，共鼓石为铁，铸造一个刑鼎，把晋国前执政范宣子所作的刑书刻在鼎上公布，作为社会的行为规范。
孔子听说后，如当年叔向攻击子产铸刑书一样，对赵鞅铸刑鼎进行了如出一辙的攻击。孔子说：“晋国抛弃了法度，恐怕要灭亡了。当年晋国恪守唐叔制定的法度，民众尊敬贵族，贵族管理百姓，贵贱有序，因此晋文公得以成为诸侯盟主。今天的晋国却抛弃这个法度，搞了一个刑鼎，民众都依照刑鼎的规定生活，再也不害怕和尊敬贵族了，我们这些贵族的饭碗岂不是要砸了吗？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前面子产对叔向回信虽然简短，总算进行了回击。这次面对孔子的责难，史书上竟然没有半句赵鞅、荀寅回击。想必历代史家尊儒的居多，对于儒家言论往往大书特书，对于其他的言论只是一带而过甚至略而不提。看来历史多半是史家心目中的历史，而非真实的史实。
04
“子产铸刑书”这一重大改革在我们中华历史上是第一次公布了法令条文，终结了神秘法时代，体现了法律未经公布不得作为统治依据的进步的法制理念，成为子产政治改革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同时也是中国政治史、法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主张公开、透明，坚持政务公开的子产们的言论没有被记录下来，倒是“贵贱无序，何以为国？”这个声音一直响彻了两千多年，仿佛现在还依稀在一些人的心里。
子产与叔向都是当时的贤者，子产被孔子誉为“古之遗爱”，叔向被孔子誉为“古之遗直”。两位贤者的争论，也是长久以来的国家治理方式的争论，德治还是法治。
德治强调道德，主张天下有圣人执掌，以德治国，强调己正则孰敢不正，是一种依靠内省自律的秩序机制。法治则强调法律，主张一断于法，依法治国，是一种靠外在强制他律的秩序机制。
德治的话语往往含情脉脉，都是有助于人们道德的提升和人格的完善的漂亮话，但实践下来往往易流于迂腐和伪善。法治的话语听起来好像冰冷无情，都是生杀、赏罚、秩序等没有感情色彩的话语，但实践下来却往往有助于维护民众的权利、社会的公正。
其实铸刑书、刑鼎也并不是中国特有的事情，其他的古文明也有类似的事情。古巴比伦汉穆拉比法典是刻在黑色玄武岩石柱上的，比我们子产的刑鼎要早一千三百多年，在本世纪初被法国人在伊朗挖了出来。罗马著名的十二铜表法因为据说刻在12块铜牌（也有说是着色的木牌）上，故而得名，比我们子产的刑鼎晚八十四年。在高卢人入侵罗马的战火中铜表全部被毁，原文散佚，但也能从其他古代著作中略见梗概。
人类的祖先不约而同的寻找一种永久坚固的方式来留存和公布法律，大约就是为了不让任何一个字磨损，为了让法律的权威不受执政者个人意志的影响，为了让民众有个稳定可预见的行为规范，使人民免受法律朝令夕改、避免官吏玩弄辞令的祸害。可惜的是，不知为什么人家的石柱法、铜表法都以各种形式流传下来了，偏偏我们的刑鼎找不到实物，也不知晓其内容。几千年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精心保存了很多东西，包括各式各样的鼎，却单单遗失了子产的那只鼎。也许，它还在中原郑州一带那厚厚的黄土层里埋藏着，记录并目睹着黄土地上数千年来上演的一幕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