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西方探险家来到敦煌的时候，那里一片荒芜，莫高窟的下层洞窟有些还半掩在沙下。年，当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到达敦煌文物研究所时，莫高窟许多洞窟还裸露在鸣沙山的崖壁上，任凭风吹日晒。
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和今天敦煌好像是两个世界，也和我们从敦煌壁画、雕像、写本、绢画上看到的莫高窟迥然有别。
敦煌市与敦煌石窟所在地三危山相对位置图
那么，古代的敦煌和莫高窟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不大的城市，但由于她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拥有和其他普通的地方城市不一样的历史，使她曾经拥有着丰富多彩的东西方文化。
一、从莫高窟“张骞通西域图”谈起
来到莫高窟参观的人，不应当错过北段下层的第窟。这个窟的主室南北两壁的上部，描绘了八个故事，一般叫做“佛教史迹画”，从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到隋代的“昙延法师故事”，是敦煌的僧人用绘画的手法所描述的唐朝以前的佛教历史[1]。画面像是展开的卷轴，这样的图像形式在敦煌石窟壁画中是独一无二的。
窟主室北壁局部最引入注目的是第一幅“张骞出使西域”，这里描绘汉武帝打败匈奴获得两个金人，但汉武帝并不知道其名号，所以就派张骞出使西域，去西域的大夏国打探实情。画面上的金人显然是立佛的模样，也就是说，在唐朝的佛教徒眼里，中国佛教的历史是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
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但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佛教传说。然而，这个故事和敦煌首次在历史文献上的出现，紧密相关。
真实的历史情况是这样的：敦煌原本是游牧民族月氏人的领地，他们很早就把和田的玉石转运到中原内地。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蒙古高原的匈奴赶走月氏，成为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的主人，同时他们也南下进攻新建立的汉朝。汉朝经过七十多年的积累，到汉武帝时富强起来，决定反击匈奴。公元前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寻找与匈奴有着深仇大恨的大月氏人，希望他们能够“断匈奴右臂”，所以张骞出使的目的地，不是壁画中的大夏，而是大月氏。
公元前年，汉将霍去病击败河西的匈奴，汉朝在这里陆续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敦煌成为汉帝国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张骞开通汉与西域的联系，敦煌成为汉朝沟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的交通咽喉，敦煌悬泉置（驿站）发现的汉简，就记录了大批西域使者经过敦煌而东往西来[2]。事实上，张骞出使西域和佛教没有任何关系，但却是和敦煌的历史息息相关。
二、小浮屠里——敦煌最早的佛教痕迹
公元1世纪，在贵霜王朝的大力推动下，佛教从西北印度向外迅速传播。据《魏略·西戎传》的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3]汤用彤教授认为这是无可置疑的佛教初传中国的记载[4]。
但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当中，文献中没有佛教在西域绿洲王国（塔里木盆地）和河西走廊流行的记录，东汉时期的一些“佛像”表现的也是中国本土信仰对佛教因素的盲目吸收[5]。因此，许理和（E.Zürcher）教授认为东汉的佛教是越过西域、河西地区的“远程传递”式的传播，所以似是而非，直到公元年安世高至洛阳，开始建立僧伽教团，译经讲道，教授生徒，中国才有了真正的佛教[6]。
悬泉汉简“小浮屠里”然而，年悬泉发现的一支请柬类的汉简带给我们新的认识，它明确提到敦煌有一个“小浮屠里”，也就是说这个里坊中有“浮屠”——佛塔或佛寺，因此得名。根据同一考古遗址（F13）出土的纪年简牍，年代范围在公元51年到年之间，因此这枚简的时间当在东汉明帝永平元年（58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之内。这是目前所见河西地区最早的佛教遗迹了[7]。
东汉明帝时期也是文献记载佛教开始流行于中原的时期，可以想见，在贵霜和汉朝的双重影响下，佛教在敦煌也已经找到立脚点，而且进入敦煌民众的社会。与此同时，新的考古发现也提示，西域绿洲王国在贵霜帝国的影响下，开始接受并弘扬佛教。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西晋时期的敦煌高僧竺法护的出现。法护原本是月支人，世居敦煌，应当是没有迁徙的小月氏后裔。年八岁（年）出家，师事从天竺（印度）来的沙门为师，所以法名“竺法护”。他笃志好学，日诵万言，感觉“方等深经蕴在西域”。于是发愤前往西域，游历诸国，搜寻佛典。回来后，自敦煌至长安、洛阳，沿路传译，写成汉文。大概在年至年之间，翻译佛经部，卷，大乘“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竺法〕护之力也”[8]。
日本大谷探险队曾在吐鲁番吐峪沟石窟发现年抄写的《诸佛要集经》写本[9]，这是四年前（年）竺法护在洛阳刚刚译出的佛经，说明法护所译大乘经典从中原向西流传到高昌。
三、莫高窟的开凿和“凉州模式”的西渐
西晋灭亡后，在十六国时期（—年），敦煌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五个政权。大批中原士族和百姓的到来，促进了敦煌耕地的开发和经济实力的增长。在高僧的感召下，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在当地大族的赞助下，敦煌的佛教得到迅猛的发展。
《李君莫高窟佛龛碑》碑阳与碑阴据年立于莫高窟的《李君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年，有个叫乐僔的沙门，从东向西，杖锡来到敦煌城东南鸣沙山东麓，忽然眼前一亮，金光灿烂，好像有千佛在金光中显现。于是，他就在鸣沙山东面的悬崖上，开凿了莫高窟的第一所佛窟。不久以后，又有一位从东方来的法良禅师，在乐僔的窟旁，又营造了一个洞窟[10]。从此，开始了近千年的敦煌石窟艺术创造。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乐僔，还是法良，这两位莫高窟的开创者都是从东面来的和尚。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两人到底从何而来，但当时敦煌以东地区开凿石窟最主要的区域应当是河西首府凉州（武威）附近的造作。
虽然我们没有早到4世纪后半叶凉州的资料，但年登基为北凉王的沮渠蒙逊，曾经在武威南山中开凿窟寺（即天梯山石窟），立一丈六尺高的石佛像。北凉王室建造的这种最早的佛教石窟模式，被北京大学宿白教授命名为“凉州模式”，他总结了这种模式的几个特征，如设置大像的佛殿窟和方形或长方形的塔庙窟；主体佛像为释迦或交脚菩萨装的弥勒；窟壁主要是画千佛；佛、菩萨的面相浑圆，身躯健壮，形体较大，等等[11]。
这种模式，可以在河西地区的早期石窟中看到。至今，敦煌莫高窟乐僔、法良开凿的洞窟已经很难寻觅，但有一些属于北凉时期的洞窟和小型石质佛塔保存下来[12]，可以看到北凉佛教造像模式的影响。
还值得提到的是，年，北魏大军攻下北凉首都姑臧（武威），凉王沮渠牧犍投降，但凉王的弟弟沮渠无讳、安周在敦煌抵抗，随后率众经鄯善（今若羌），于年入主高昌，建立高昌“大凉”政权。在北凉流亡高昌的人中，有不少士族精英和高僧大德。年凉王沮渠安周开始建造一所王家寺院，并树立《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
吐鲁番出土《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德国探险队曾经找到高昌城中的这个寺址（编号M），平面长方形，主尊像为交脚菩萨装的弥勒，正是“凉州模式”的典型特征，这无疑是从敦煌带去的工匠根据凉州的模式而建造的，透露出敦煌佛教石窟造像也应当是“凉州模式”[13]。
四、玄奘东归与莫高窟的唐风
公元5世纪后半叶以来，敦煌社会动荡不安，佛教却沿着五凉王朝以来的发展势头进一步扩大其影响。特别是北魏王朝对敦煌的直接统治，为敦煌地区带来了中原的佛教文化，这是北魏吸收了凉州佛教以后，经过平城（今大同）到洛阳的发展而形成的更高水平的文化。敦煌藏经洞保存的年驸马都尉冯熙在洛州写的《杂阿毗昙心经》卷六[14]，莫高窟还发现过北魏广阳王慧安发愿刺绣的佛像残片[15]，都是北魏迁都洛阳前从都城平城带到敦煌的。
北魏末年，中原动乱。年，北魏皇室出身的元荣出任瓜州（敦煌）刺史，使北魏洛阳和敦煌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东阳王元荣在敦煌大做佛事，曾出资抄写佛教经典十余部，有数百卷之多，又在莫高窟开凿一个大型石窟[16]。从西魏到北周，敦煌在大家族出身的李贤、于义（建平公）的带领下，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掀起一个高潮。年北周武帝灭佛，但对敦煌佛教石窟开凿的影响似乎不大。
敦煌早期洞窟隋朝（—年）统一南北，中国又开始走向两汉以来的全盛时期。不论是隋文帝还是隋炀帝，都十分佞佛。在统治阶级崇佛浪潮推动下，敦煌各阶层民众在短短的三十多年中，仅在莫高窟一处就开凿了八十个左右的洞窟，形成一个兴建石窟的高潮。年，隋文帝曾下令天下各州建舍利塔，供养佛舍利，瓜州（敦煌）也在莫高窟的崇教寺起塔供养[17]。
隋末唐初，天下分崩离析。年唐朝在长安（今西安）建立后，因为还是群雄割据的局面，所以封闭西北关津，“禁约百姓，不许出蕃”。玄奘在年西行求法，是从瓜州、敦煌间的道路偷渡出去的，没有经过敦煌州城。
等到年玄奘回到于阗的时候，唐太宗已经在年灭掉给与玄奘西行求法以大力支持的吐鲁番高昌王国，玄奘无法再去报答高昌王麹文泰，于是投书唐太宗，称自己是“私往天竺”，听候发落。此时唐太宗正有意经营西域，立即“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鄯善于沮沫（且末）迎接”，让玄奘倍道兼行，尽快入关归京[18]。大概在年秋冬之际，玄奘经过敦煌，于翌年正月到达长安。
大概因为赶路，玄奘在敦煌似乎停留时间不多，也没有记载他曾到莫高窟巡礼。几乎就在玄奘一行经过敦煌的时候，莫高窟正在开凿一个重要的石窟，即当地大姓翟氏家族的窟。
莫高窟窟全景北壁七身药师佛立像东壁维摩诘经变文殊问疾局部下方的帝王图
根据窟内保存的题记，这座石窟是在－年间陆续完成的，其主室南壁绘西方净土变，北壁绘药师经变，东壁绘维摩诘经变，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北壁一排七身药师佛立像，以及东壁维摩诘经变中与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相同的帝王图像。这些图像从未在此前的敦煌壁画中出现，应当模自长安的画样[19]。
此窟营建时，正是玄奘经过之际，敦煌的画家没有将玄奘带来的印度佛教瑞像绘于壁上，说明匆匆而行的玄奘对当时正在开凿的敦煌石窟没有贡献。而窟的长安画样，更可能是得自从长安而来敦煌迎接玄奘的使臣之手，他们为了迎候玄奘，一定提前到达敦煌，而这些奉太宗之命来迎接玄奘的人，应当也非等闲之辈，他们把长安“新样”带给敦煌，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在唐帝国统一兴盛的年代，经过河西走廊的传统丝绸之路重新活跃起来，敦煌再次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咽喉之地，一队队粟特商团东来西往，不同宗教的僧侣也络绎不绝，大量丝绸从长安由官府或商队运到敦煌，佛教典籍乃至道教经典也从长安输送到敦煌。
敦煌无疑成为一个人员往来、贸易交流都极其繁盛的丝路城市。莫高窟壁画随着长安新出的画样而不断更新，一些大家族争先恐后地开凿“家窟”，敦煌当地的文武官员仍然是敦煌石窟的重要供养人，粟特商人也给敦煌的艺术带来许多伊朗风格与情调。到极力崇佛的武则天执政时期，莫高窟已经是号称有一千多所窟龛的雄伟石窟了。
五、敦煌千佛洞的中兴
年，唐朝爆发安禄山叛乱，唐朝调集驻守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的各路劲旅前往中原靖难，使西北地区兵力空虚。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国乘虚而入，从青海北上，进攻唐朝领地。吐蕃军队从河西东部向西部一步步攻占唐朝领土，使得河西一带的高僧、士人都最后龟缩到敦煌城中。但吐蕃并没有强攻敦煌，敦煌民众经过十年的艰苦抵抗，年，在吐蕃答应“勿徙他境”的条件下，最终“寻盟而降”，使得高僧、士人带来的河西文化得以保存在敦煌。
敦煌莫高窟第窟所绘当时吐蕃赞普礼佛图像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年），大力崇佛，敦煌佛教更加昌盛，寺院和僧尼剧增。敦煌不仅拥有唯识学大师昙旷和法成[20]，还有曾前往藏地传播禅法的高僧摩诃衍[21]。而且巧合的是，在此期间，敦煌避过了唐朝的“会昌法难”（—年）对佛教的破坏，佛教教团和寺院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充实和发展，民间百姓的抄经、念佛、开窟、造像，更是始终不绝，敦煌文书中有沙州经坊大量抄写佛经的记载，莫高窟也维持着过去的荣光。
年，沙州土豪张议潮率众起义，赶走吐蕃的敦煌守将节儿，并迅速向东西方向扩展。年，唐朝为之设立一个新的方镇，名叫“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敦煌从此开始了延续近二百年的归义军时期。张氏归义军经过张议潮、张淮深、张淮鼎、张议潮女婿索勋的统治，到年秋，节度使张承奉知唐朝已亡，自称白衣帝，建号金山国。但不久被东邻甘州回鹘王国打败。
年，曹议金取代张承奉，废金山国，去王号，仍称归义军节度使。可能具有粟特血统的曹氏家族，通过和亲等手段，与周边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于阗王国睦邻友好，并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的朝贡关系，使得归义军政权存续了一百多年的时间，直到年为西夏所灭[22]。
窟张议潮统兵出行图吐蕃的崇佛政策深深地影响了归义军，佛教在归义军时期继续盛行，莫高窟在归义军张氏时期迎来了一个新的造窟高潮，有人称之为“敦煌千佛洞的中兴”[23]。曹氏归义军继续这一作法，在莫高、榆林两地，修建或改造了许多洞窟，几乎历任归义军节度使都建造了自己的功德窟，其中最重要的洞窟如下[24]：
窟是张议潮的功德窟，其中有庆祝年张议潮统军收复凉州出行图，这标志着归义军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
94窟是张淮深功德窟，年建立的《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张淮深碑》）里有该窟画塑的记载。
9窟是一度篡夺张氏归义军政权的节度使索勋的功德窟。
98窟是大约年建成的曹氏首任节度使曹议金的功德窟，窟内供养人像总共有二百多身，囊括了其家族成员、沙州的僧官大德、文武官员，代表了曹氏归义军的统治基础。
窟是继曹议金任节度使的曹元德与其回鹘母亲天公主合建的功德窟，敦煌文献中称之为“天公主窟”。
22窟、窟可能都是继元德为节度使的曹元深的功德窟。
61窟和55窟都是继任的节度使曹元忠的功德窟，他统治敦煌时间最长，是10世纪敦煌文化最为昌盛的时期。其中第61窟以文殊菩萨为主尊，背屏通壁绘五台山图，是中原五台山文殊信仰的敦煌翻版[25]。
窟是继曹元忠任节度使的曹延恭的功德窟。
榆林窟第6窟是继任的曹延禄功德窟，目前还没有在莫高窟发现他的功德窟，表明他的统治中心向东偏移。
第61窟及其西壁《五台山图》敦煌莫高窟、榆林窟不仅仅是敦煌官民百姓的信仰中心，也受到周边回鹘、于阗等不同民族的供养。由于归义军节度使家族与于阗王室一直保持联姻的关系，所以于阗的瑞像图、守护神、供养人像大量出现在敦煌洞窟中，甚至我们在每一位归义军节度使的供养人像上面，都可以见到于阗的牛头山瑞像和八大守护神[26]。
第9窟甬道顶部瑞像及于阗守护神归义军时期是敦煌历史的重要阶段，它虽然名为唐朝的一个军镇，实际上是一个地方王国。这样以敦煌为中心的地方政权，在敦煌的历史上只有十六国时期短暂的西凉政权可比，因此归义军时代是敦煌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它使得汉文化在敦煌保存下来，佛教向民俗化方向发展，其他宗教文化也表现出各自的活力，并且与民间文化渐渐合流。
归义军官府安排协助了许多西行求法僧前往印度，敦煌的寺院也接待了不少东来的梵僧前往中原，对9、10世纪的中西文化交往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27]。封存于归义军后期的莫高窟藏经洞中的写本、绢画，原本应当是三界寺的供养具[28]。这座不大的寺庙，却保存了如此丰富的宝藏，汇聚了各种文化因素的典籍，这可以说是敦煌国际都会面貌的一个展现。
随着归义军的没落和西夏的占领，西夏王国的重心在东面，敦煌逐渐失去昔日的辉煌，莫高窟的崖面到归义军晚期已经完全饱和，没有开窟的空隙之地，因此除了重修，很少造作。虽然马可波罗在13世纪后半留下了有关敦煌的点滴记载，但在清朝重新设立敦煌县之前，莫高窟乃至敦煌几乎完全被人所遗忘。
今日莫高窟[1]马世长《莫高窟第窟佛教感应故事画》，《敦煌研究》年第2期，80－96页；巫鸿《敦煌窟与道宣》，胡素馨编《佛教物质文化：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年，－页；又收入《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下，北京：三联书店，年，－页。
[2]胡平生、张德芳编著《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页；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年，第5－6章。
[3]陈寿《三国志》卷三〇《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北京：中华书局，年，页。
[4]《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年初版，此据北京中华书局年版，34－36页。
[5]WuHung,“BuddhistElementsinEarlyChineseArt(2ndand3rdCenturiesA.D.)”,ArtibusAsiae,47.3-4,,pp.-。
[6]E.Zürcher,HanBuddhismandtheWesternRegion,ThoughtandLawinQinandHan.StudiesdedicatedtoAnthonyHulseweontheoccasionofhiseightiethbirthday,ed.byW.L.IdemaandE.Zürcher,Leiden:E.J.Brill,，pp.-.
[7]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与敦煌早期佛教的传播》，《悬泉汉简研究》，－页。
[8]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一《晋长安竺昙摩罗刹传》，北京：中华书局，年，23－25页。
[9]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年，74页，No.30。
[10]宿白《武周圣历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合校》，原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年；此据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年，－页。
[11]宿白《凉州石窟遗迹与“凉州模式”》,原载《考古学报》年第4期；此据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39－51页。
[12]关于北凉佛塔，参看殷光明《北凉石塔研究》，台北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年；StanleyK.Abe,OrdinaryImages,ChicagoandLondon: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pp.-。
[13]荣新江《〈且渠安周碑〉与高昌大凉政权》，《燕京学报》新5期，北京大学出版社，年，65－92页；RongXinjiang,“JuquAnzhou’sInscriptionandtheDaliangKingdominTurfan”，TurfanRevisited–TheFirstCenturyofResearchintotheArtandCulturesoftheSilkRoad,ed.byD.Durkin-Meisterernstetal.,Berlin:DietrichReimerVerlag,,-+pls.1-3+figs.1-2.
[14]JaoTsong-yi,“FongHidesWeiduNordetlesmanuscritsbouddhiquestrouvésàTouen-houang(uneétudesurlemanuscritS.)”,inM.Soymié,éd.,ContributionsauxétudessurTouen-houang,Genève,Droz,,pp.87-89.
[15]敦煌文物研究所《新发现的北魏刺绣》，《文物》年第2期，54－59页。
[16]参看宿白《东阳王与建平公（二稿）》，原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年；此据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页。
[17]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六《智嶷传》，CBETA,T50,no.,p.,b23-c2。参看王惠民《〈董保德功德记〉与隋代敦煌崇教寺舍利塔》，《敦煌研究》年第3期，69－71页。
[18]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中华书局，年，12－17、－页。
[19]参看NingQiang,Art,ReligionandPoliticsinMedievalChina:TheDunhuangCaveoftheZhaiFamily,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pp.11-63；陈菊霞《敦煌翟氏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年，－页。
[20]上山大峻《西明寺学僧昙旷と敦煌の佛教学》，《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之研究》两文，收入上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馆，年。关于唯识学对敦煌石窟的影响，参看樊锦诗《玄奘译经与敦煌壁画》，《敦煌研究》年第2期，1－12页。
[21]P.Demieville,LeconciledeLhasa,Paris,;上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第一、二章。
[22]有关归义军的历史，参看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23]藤枝晃《敦煌千佛洞の中兴》,《东方学报》（京都）第35册，年，9－页。
[24]有关下述敦煌莫高窟部分大窟的营建，参看王惠民《敦煌佛教与石窟营造》（敦煌讲座书系），兰州：甘肃教育出版，年，－页。
[25]Cf.Wei-chengLin,BuildingaSacredMountain.TheBuddhistarchitectureofChina’sMountWutai,SeattleandLondon: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
[26]荣新江、朱丽双《图文互证——于阗八大守护神新探》，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年，－页。
[27]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中印文化交往》，李铮等编《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年，－页。
[28]荣新江《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年，23－48页；RongXinjiang,“TheNatureoftheDunhuangLibraryCaveandtheReasonsofItsSealing”(tr.ByValerieHansen),CahiersdExtreme-Asie,11(NouvellesetudesdeDunhuang),ed.J.-P.Drege,Paris/Kyoto-,-.
按：本文为年5月20-21日美国盖提中心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合办的学术研讨会CaveTemplesofDunhuang:History,Art,andMateriality.AsymposiuminhonorofthelifeandworkofFanJinshiattheMogaoGrottoes主题演讲的中文底稿，后刊于《敦煌研究》年第5期，以志纪念此次敦煌学盛会。
另参作者《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年。
来源：在土星的标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