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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4/3/25 18:17:00

引言

正如明茨指出的,在英国,糖“与其他三种外来食品茶、咖啡和巧克力有关而引人注意”。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尤其征服了牙买加(Jamica)以后,糖的生产与消费量的增加是并驾齐驱的。

糖从限于医药和作佐料之用,转为用于甜饮料和各种布丁,餐后甜点成为所有阶层的普通食品。英国在征服牙买加的几十年内,糖的价格已开始下降。明茨写道,“在许多方面都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英国有真正的动力夺取更多殖民地,建立更多种植园,进口更多奴隶到种植园,建造更多船,进口更多蔗糖和其他种植园产品。

▲糖

当这些产品普及到穷人时,与出口市场相反,稳步扩展国内市场的可能性变得更明显”。明茨不仅把英国糖消费量增加与英国人偏爱糖果联系起来,而且联系到糖在社会中的“内在内涵”,“因为人们在一定的条件下给予糖的涵义,而这些条件由提供产品的人确立,比消费者来得多”。换句话说,供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需求形式。明茨认为,在英国,糖的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势力的象征和利润的物质基础,令蔗糖完全获得特殊的空间,也为高水平的消费提供基础。

虽然明茨雄辩地指出糖和英格兰(England)大致的关系,但是仅此框架,不足以作为解释工业化和糖消费量之间全球模式的关系。事实上,糖的消费量首先在英国增加,其后是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近来则是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例如,今天日本每年人均消费磅糖,消耗水平与英国几乎完全相同。因此,与其研究糖的生产和消费如何决定了国内的需求,不如将问题变为:在什么情况下,英国糖的消费和国内市场两者得以早着先鞭,而在中国却受到限制呢?

▲英国商人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在讨论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源时写道:“国内市场虽然强大且在扩张中,但它只能在四种重要情况下发展······人口增长,产生更多消费者(当然,还有生产者);从非货币收入向货币收入转化,产生更多消费者;人均收入增加,产生更好的消费者;以工业产品代替较古老模式的制造品或进口货。”“从非货币收入到货币收入的转化”,指处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产生了依赖市场满足其所有需要而靠工资为生的城市劳动力的增长。虽然谈论前工业化的消费者时,乡村家庭并非必然是自给自足,已不是稀奇的事,但是,依赖工资过活对于任何大规模市场的形成都是极为重要的。

在英国,16世纪开始,惊人的高百分率的农业人口已经依赖工资购买食品杂货,如糖、烟草、茶叶和咖啡等。远在18世纪末前,乡村制造业和靠工资为生的劳工就开始随经济发展转型。17世纪末,很多郡只有10%~25%的人口在农作。可见,英国都市的工人阶级将成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糖最大的消费者。现在普遍认为:18世纪最后10年和19世纪第一个25年,英国经历了一次显著的低增长。直至19世纪40年代,实际工资总额的提高才姗姗而来。正是18世纪末这段期间,随着实际工资停滞,甚至下降,更多有营养且昂贵的食品被较便宜的食品所替代。

▲烟草种植

对于工人阶级,牛奶和麦芽酿造的啤酒过于昂贵,因此出现了作为代替物的甜茶,与白面包和土豆构成基本的正餐。明茨已经指出茶和糖消费量之间的关系,英国营养学家约翰·伯内特(JohnBurnett)进一步解释说:“白面包和茶不再是奢侈品,而是饥饿线上的最低要求。”整个19世纪,相对于其他物品,糖的价格连续下降;在欧洲又由于甜菜糖和工业品容易获得,糖在较贫穷阶层消费量逐渐超过较富裕阶层。每餐都喝甜茶。餐“茶”标志着一天工作的结束,后来茶更与炼奶、甜饼、面包及果酱连在一起,成为餐饮。在英国,人口居住和工作性质划时代的巨变,使消费随之而改变。年,约有35%劳动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年,其百分率已下降到16%;年,已不到8%。

年,英国的人口普查显示:只有2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之中;20世纪初,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已达77%。对照中国,“19世纪40年代,华北地区人口膨胀至约1。2亿,但其中10个最大城市人口还占不到总数的2%”。甚至长江下游,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19世纪40年代,只有不到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之中。虽然,施坚雅(Wil-liamSkinner)、伊懋可(MarkElvin)、珀金斯(DwightPer-kins)和赵冈(KangChao)统计的百分率略有差异,结论却是相同的,即19世纪末中国的城市人口比率较之12、13世纪要略少些。

▲英国城市

年,江南地区约有21%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而施坚雅的数字却显示,年,只有6%。赵冈修正了这些数据:年到6.9%,年到7.27%。但是,由于城市人口大部分是依靠地租和实物租过活的地主和商人,因此,实际上在市场中购买日用品,尤其是食品的人口百分率甚至更小。年,中国工业无产阶级不超过10万人,而总人口估计达万。中华帝国的晚期和世界各国的根本差别是国内市场的潜力。多达9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以农业部门占优势的前工业化经济,农民仅是边缘的消费者,在市场上几乎没有购买所需之日用品正如JanDeVries所指出,“这是受需求量限制的前工业化经济的特点”之一。

只有那些靠工资过活,而又缺乏工具生产他们的食物的城市人口,必须在市场上购买所需的物品。市场上消费品的购买力由不同商品的价格来决定。当比较如糖一类日用品的价格时,却出现了不同的模式。很少资料提及中国糖的价格,可能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任何人都不认为糖是必需品。我们拥有的资料,大多数来自内务府购物记录,或来自从17世纪到19世纪买办为在广州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人撰写的合同。

▲古法制糖

17世纪初期,与同时代的西班牙相比,中国的蔗糖更便宜。在西班牙,由于南美洲白银的流入,已导致通货膨胀。年,耶稣会士DiegodePantia神父在访问北京时评论:“所有物品都很便宜,与我们国家相比,便宜得没有比较的余地。一磅糖价值8或10马勒威迪(西班牙古铜币),有时只是6马勒威迪;如果大量购买,磅的价钱为9或10里亚尔(伊朗货币单位)银币。

在宫廷(所有物品在宫廷的登记价上都是最昂贵的),一磅为20马勒威迪。”以此为基础作估计,即使以宫廷以外的低价来计算,糖价每担(约。3磅)为9至10两银。北京的糖比广州昂贵,年,葡萄牙人在广州购买一担白糖,价值在1两、1.5两和2两之间。即使是较低价的糖,也是同一市场米价的4~5倍。

结语

出乎意外的是广州的外国人并不总是支付最高的糖价。17世纪的中国,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糖更容易普遍获得;与西班牙等国家相比,糖更便宜;但是,糖与基本食品的价格相比,仍显得相当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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