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竞争的长周期中，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方略，不仅事关中国崛起的顺利程度与维持富强状态的成本，也事关中华文明在全球的长远角色地位。而对中华文明性质与特征的判断，是采取恰当外交方略的必要前提。
1，中华文明是一种区域文明，而非普世文明。
严格来说，人类历史上从来不存在、未来也不可能存在“一种文明覆盖全球”的状况。人口分布的地理广度是衡量文明普世性（universallyaccepted）的关键指标。从这一角度看，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全球散布的区域比其他文明更为广泛，相对而言，比较接近普世文明。中华文明比较独特，因此很难成为被广为接受的全球文明。
伊斯兰文明的全球扩展主要是在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时期，其分布区域主要在亚欧大陆与东南亚、非洲等地区。蒙古帝国（MongolEmpire）中一些皈依伊斯兰教的汗国则促成伊斯兰文明在亚欧大陆的进一步扩展，典型如四大汗国（兀鲁思）、德里苏丹国与莫卧儿帝国（这是突厥化蒙古人帖木儿的后裔在南亚次大陆北部建立的王朝，其英文亦为MongolEmpire，中文为了与“蒙古”区别，将之译为“莫卧儿帝国”）。但在现代性框架下，伊斯兰文明未能继续此前的扩展方式，转而主要以移民方式向全球扩展。
基督教文明则不同，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等因素促成了基督教文明从亚欧大陆一隅的欧洲向全世界扩展，并把世界带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两次世界大战是对“文明、发达”的欧洲的莫大嘲讽，也使欧洲丧失了主导世界的正当性与能力。美国则顺理成章地接过了世界领导权，并主导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还与苏联各自“组队”展开冷战。这场冷战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告终。冷战的胜利使得美国认为自己成了“新的罗马”，应该在全世界布道“美丽国的福音”。于是，先有克林顿时期的人权至上与人权外交，继而是小布什时期新保守主义主导下的扩张性外交，典型如大中东民主计划、反恐战争、颜色革命。
遗憾的是，人权外交毁誉参半，而扩张性外交并没有提升美国的领导力与全球声望，反而损害了美国的实力与国际声望。而且，反恐战争与次贷危机也大大弱化了美国继续主导世界的能力与兴趣，滥觞于国父乔治·华盛顿的孤立主义回潮，先是布什主义被声称“不做蠢事”（DDSS）的奥巴马主义取代，接着高举“美国第一”大旗的特朗普主义又取代了奥巴马主义。特朗普主义是一种新孤立主义，以美国本土利益优先，外交行动也要让美国“有利可图、减少负担”。
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上台后，内*上奉行的是“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外交*策在形式上加强了与盟友与伙伴国的协调，但在“为己谋利、减少负担”上与特朗普并没有实质性区别。拜登*府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可以与盟国协调制裁俄罗斯，但绝不牵头保护乌克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这不是因为乌克兰没有海湾战争前的科威特重要，而是因为美国对自身全球角色的定位变了。
总之，美国已从“全球领导国”演化为“国际事务头号协调员”，主要表现为：美国不再愿意为国际事务承担“兜底”责任，只想有选择性地做有限付出；更多强调维护自身与本土利益；强化自身的文明特质与*治价值观；致力于构建具有圈层特征的文明圈组织与文明圈秩序。
二战后，反帝反殖民浪潮促成了大批民族国家的建立，而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经济全球化浪潮，加上一些国家的发展战略，则催生了一大批新兴国家。其中一些人口众多、国土面积大、*局稳定、教育程度高、奉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治*事实力迅速提升，对自身文明的认同明显上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加大。因而渐渐有志于构建自己的文明圈组织与文明圈秩序。这些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主要在其周边地区，它们很难重复基督教欧洲过去五百年的全球扩展史，均属于典型的区域文明。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国家独立后在外交上就倾向于“构建自身文明圈组织与文明圈秩序”（典型如阿拉伯国家），并在新世纪强化这一势头（突厥语国家是典型）。而一些文明型国家更是如此，印度总理莫迪执*后的印度是典型。
在中国共产*的强有力领导下，中国实力更强、发展势头更好，因而中国的文明特征更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