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白癜风要多少钱 http://pf.39.net/bdfyy/bdfjc/150526/4629688.html战后重建掠影
史啸虎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提出“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行动口号，对外推行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激进外交，对内则没收巴列维王朝时期的王族资本，在石油、钢铁和电力行业推行激进国有化。在他看来，西方都是基督教国家，而前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都是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国家一样都是反伊斯兰教义的，因此也是不可信的。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革命后的伊朗在世界上即便没有闭关锁国，也是非常孤立的。这一切在两伊战争中更显得突出。因为那时候中东地区的所有国家，包括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是支持伊拉克的，而伊朗则因美国人质危机遭到了西方国家一致的抵制。
这种情况到了年霍梅尼去世后出现了转机。神学院毕业且自年起就担任伊朗总统、人脉较好的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被大毛拉们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推举为伊朗宗教领袖，而另一位霍梅尼的密友，虽然也是神学院出身，但视野一直比较开阔的哈什米·拉夫桑贾尼（-）则当选为伊朗总统。
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AkbarHashimiRafsanjani，-）
此时，两伊战争刚结束一年，百废待兴，务实保守的拉夫桑贾尼采取了对外推行温和外交，对内保护私有产权和发展自由市场经济的*策，任用一些接受伊斯兰原教旨理念、精通技术和管理的世俗官僚，再抓住年8月伊拉克入侵并占领科威特遭到世界一致反对的契机，使得伊朗经济快速恢复并开始增长，伊朗人的生活也出现了转机，存有了希望。可以说，年的伊朗确实很像在那之前的10年前，即年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
这些在前几集，尤其是《伊朗杂记》第五集中多有反映。两伊战争结束后，为了恢复经济，拉夫桑贾尼上任伊始就推出了第一个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五年计划（-），计划投资亿美元于石油、钢铁以及水利等工程，还准备将革命后收归国有的几百家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以推进市场化为中心的经济改革。
拉夫桑贾尼开创的伊朗私有化经济*策一直实行了十多年，后来在穆罕默德·哈塔米担任总统期间（-）也继续了拉夫桑贾尼的自由化经济*策，直到伊斯兰革命强硬派代表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总统重新推行国有化而打断了这一势头。当然，那时在伊朗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革命后当权的以教士集团为代表的新贵们也同时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很不得民心。这也可能是重新推行国有化的原因。但其结果却又让伊朗的权贵们再次在国有化过程中暴富起来，而且国有经济的低效和贪腐更是让民众苦不堪言。
尽管如此，在两伊战后那些年，随着私有化进程的加快并鼓励私人投资，伊朗经济毕竟活跃起来，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伊朗人的生活还是比以前好多了，伊朗的私人公司也开始大量涌现并参与到伊朗战后重建之中。
年8月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后，在联合国授权下美国为首的34国联*于年2月发起“沙漠风暴”行动，进攻占领科威特的伊*，仅小时就彻底打崩了曾与伊朗血战8年、异常强悍的伊拉克*队。这让曾与伊拉克血战8年、死伤上百万人却不分胜负的伊朗看到了自身的弱点，也是伊朗于战后收敛革命输出、对外采取温和外交*策的主要外因吧。
那段时间，我们在德黑兰的住所经常从天上飘下来一些黑色的丝绪一般的东西，甚至有些粘附在我们在院子里晾晒的衣被上，只能轻轻地将其捻掉，倘不小心擦在衣物上，就很难洗掉了。因为那些黑色污物都是科威特的油井被伊拉克炸毁后燃烧过的石油灰烬，是从海湾地区被季风吹拂到德黑兰来的。
伊朗经济重建也极大地受助于这第一次海湾战争。此时伊朗与西方很多国家关系得以改善。西方国家资本也开始大量涌入伊朗，参与伊朗重建。在伊朗承揽了许多需要垫付巨额资金的建设项目。比如《伊朗杂记》第四集中曾提及的我公司与首钢联合参与的伊朗胡泽斯坦省阿瓦士钢铁厂改造项目，因我们无法提供足够的买方信贷，后来伊方就给了日本，因为它在伊朗钢铁行业改造上投入了巨资。
比如，据当时媒体报道，年5月7日，一大批意大利公司在德黑兰签署了估计为50亿美元的交易，对伊朗从钢铁厂到银行业的所有方面进行投资；而日本公司则准备投资5亿美元开发伊朗海上油田和两个总值15亿美元的钢铁工程。那时的中国不仅自身急需资金，经济和技术实力也都不足，与伊朗的经济合作多是以工程承包方式进行。
那时我公司主要在伊朗的水利工程领域承揽项目。因当年伊朗与美国关系处于敌对状态，世界上水利技术实力最强的美国公司无缘进入伊朗市场，拥有较高技术水平的中国在伊朗承揽项目也就比较顺当了。年，我与胡家博先生甚至代表公司与伊方洽谈并签署了德黑兰供水工程的设计审查项目合同（胡先生签署合同的技术部分）。这个供水工程的投资方是联合国开发署，德国一家公司承接了设计咨询，但因联合国项目的特殊需要，得有一家技术水平和信用都比较高的公司对设计方案作进一步审查。伊方与各方面咨询协商的结果，最后由我公司中标。
伊朗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总共列入了30个水利项目，我公司就最终承揽了其中4个工程的设计咨询和勘探项目，包括伊朗最大的水坝——卡尔赫河零号坝项目，后续的勘探和施工项目也多有涉猎。伊朗当年发标工程项目多采用议标而不是公开招投标方式，因此除了通过原有项目组与伊方的合作方进行沟通外，我多是通过经常跑伊方能源部或其他行业部门的方式以了解项目发包信息并进行跟踪，因此也认识了一些伊朗*府官员。
现在看来，也算是我个人的看法吧，当年的伊朗*府官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虔诚的伊斯兰革命信徒，当年跟着教士集团闹革命，其中有激进革命组织学生领袖也有出身工人或其它底层阶层者，评功论赏，因革命功劳大而获得较高官职也在意料之中（革命成功后，霍梅尼也曾对某些他认为反对他的革命组织成员进行过清洗）。不过，这些人文化水准多不高，在*府各部门中却多掌握实权。
第二类则是前面几集中提到的那批投诚并得以留用的技术性世俗官僚，这些人构成了*府官员的主体，也是伊朗战后经济重建得以推行的基础。拉夫桑贾尼但任总统期间力排众议，大量任用技术官僚。据资料披露，他的两任内阁成员中拥有欧美博士或硕士学位者至少占到三分之一，还有一部分是工程师出身。
再者就是革命后伊朗当局应募录用的新人，这些人大多比较年轻，多是本土大学毕业生。这些人年轻有为，宗教色彩淡薄，却野心勃勃，干劲十足，无不将争取升迁并试图尽快成为中产阶层人士作为其奋斗目标。
有意思的是，后两种人虽然在为原教旨主义的*教合一*府服务，但大多并非是虔诚的伊斯兰原教旨教义的忠实信徒，除了公开场合他们一般都不做礼拜。我曾经在一个场合，见到了几个德黑兰大学的学生，在与他们交谈时曾问他们是否每天都按时祈祷（当时街上大喇叭正响起阿訇的念经声）。得到的回答竟然是：我们没有时间。口气还有点不屑。后看我表情有点惊讶，一位学生才补充说，有时间我们也祈祷。
而第一种人，即那些伊斯兰革命者出身的官员则不同，每到祈祷时间他们大多会自觉地走到一间祈祷室里去虔诚地伏地祈祷，并将此举动融入了他们的生活。伊朗中低阶层民众很多人也都是如此。我曾问过一位伊朗出租车司机，他就说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梳洗然后等着晨拜。我相信他们这么做都是虔诚的。
伊朗人家里、单位或公司多设有祈祷室，单位或公司的公用祈祷室一般比较大，而私人家里或官阶较大者的办公室里的祈祷室都相对较小。我曾见过他们的祈祷室，其实就是一间铺有素色地毯的空房间，地毯上贴有指明穆斯林圣地麦加卡巴圣堂方向的标识，旁边的托盘上还放有《可兰经》和若干可能从麦加捡回来的深色圆润的小石头。
当时，德黑兰的各个区街的一些电线杆或建筑物上都挂有那种老式的圆形大喇叭。每天天一亮（有时天还没亮），这些大喇叭就开始播放诵经声了。穆斯林习俗是一日五拜，这五次祷告分别称为晨拜、晌拜、晡拜、昏拜和宵拜，每周还有一次的聚礼拜及相关节日的会礼拜。这也就是说，这些街上的大喇叭平均每天至少要响上5次。
平心而论，无论是电视里还是街上这些大喇叭中诵经的大胡子毛拉们，百分之百都是好嗓子，其嗓音无一例外地充满了浑厚的磁性，且精通韵律，诵经的语调则抑扬顿挫，低则婉转徘徊，余音绕梁；高则高亢激越，直上云霄，都是难得一闻的男高音。
我不懂波斯语，但每次听到这些动听的男高音吟唱的诵经声都会觉得很新鲜，也觉得很好听，但时间一长，便不再有新鲜感。这也许就叫声乐欣赏疲劳吧。不知道现在的德黑兰大街上还有没有这些大喇叭及其播放的诵经声了？
为了尊重这一宗教习俗及方便工作，我们在与伊朗方面，无论是*府官员还是公司高管进行商务洽谈时，一般都会预约在上午某个时间，下午因1-2时以及3-5时穆斯林需要做晌礼和晡礼（具体时间因季节和昼夜长短不同而有较大区别，但每月底伊朗官方会公布下月每天具体祷告时间），约见洽谈项目很不方便。
刚去伊朗时由于不了解，我曾与伊朗工业部一官员某次就约在下午2:00时见面。可等到我们去了，他却因晌祷刚结束又必须先处理其他急事，我和小谭只好干坐在他办公室等他，与他见面时已过了半个多小时。结果寒暄后双方还没有谈上多长时间，外边诵经的喇叭又响了，他又要去隔壁房间做祷告了。于是我只好在他一再表达歉意下有点尴尬地告辞走了。那次约会除了寒暄，几无收获。
顺便说一下伊朗人见面时的礼节。我们每次与伊朗人约见，如系熟人或朋友，就多在重复说很多遍“萨拉姆（你好）”后，抱住对方肩膀行贴面礼，即双方先互贴右脸，然后贴左脸，然后再贴右脸。嘴巴有时还故作啧啧声，以表示亲热。陌生人则互道“萨拉姆”并用右手抚着自己的左胸即可。与女士见面，她不伸手，男方就不能有主动握手意图，这时就只问好，稍弯腰鞠躬以示敬意。
伊朗的贴面礼有点伤脑筋。我的胡须在中国人中就算蛮多的了，但伊朗人的胡子更厉害，即使刮掉，胡茬子也是一片铁青。每次贴面后，我自己的整个脸都是痒痒的，没办法。现在新冠疫情时期，这种礼节的弊端显露无遗。
当年的伊朗的官员中不乏爱好学习新技术和新事物的人。我们的项目组成员多是国内水利水电行业的顶级专家，如前几集中不时介绍的胡家博先生，还有胡先生的老同事、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谷兆祺先生和中国治淮委员会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谭富甲先生等。他们就经常给所在项目组及其所在公司的伊方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者授课，以提高他们的学术和技术水平。他们的学生也是群星灿烂。
从左至右：杨越（清华大学教授）、谷兆祺、驻伊经商处参赞杨宝生、胡家博及作者夫妇，摄于年秋
有一次，伊朗能源部想了解蓄能电站方面的国际技术发展状况。正好谷兆祺先生的一个学生、清华大学李仲奎博士（后来是清华大学水利系博导、教授，当时是我们承揽的德黑兰供水工程设计审查项目组成员）从奥地利参加一个这方面的学术会议回到德黑兰，于是谷先生便推荐他给伊方做一个专题报告。
那次是我陪同李先生去的。去后才知道，那次会议不仅有伊方水利专家参加，伊朗国家能源部负责水利事务官员和公司高管也多有出席。会议上，我们的李博士用流利的英语旁证侧引，口若悬河，不仅将专题讲得精彩透彻，而且还专门介绍了我国的特大或特长型水利隧道及蓄能电站的技术状况，一下子倾倒了在场的所有伊朗官员和专家。
事后一天，我到伊朗能源部去，见到负责给我们支付所有水利项目进度款的伊能源部财*局局长XX先生。他在给我爽快地办妥几个项目的进度款支付手续后，好奇地问我：
“史先生，像李博士那样的水利专家你们中国多吗？”
他那天居然也在现场聆听了李仲奎博士的报告！我在惊讶的同时便随口答曰：“车载斗量。”（英文：Wher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