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伊始，一场突发的新冠肺炎大疫打断了中国乃至世界运转的正常节奏。为了应对疫情，中国的医疗部门、科研部门、工业部门、农业部门、交通部门等各个领域全面动员，打起了一场抗疫“总体战”。在这场“总体战”中，工业部门为广大医护人员以及百姓供应口罩、防护服等基本物资，参与了医院的基础设施建设，责任重大。
如果说国际贸易争端检验的是中国工业的技术能力，那么，抗疫“总体战”则是对中国工业动员能力的检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优势应予保持，暴露的不足则有待完善。更为长远的是，应以此次抗疫为契机，在培育与发展工业文化时，构建多层面融合的工业文化图景，重视反思性工业文化，以维持现代工业社会的健康有序运转。
总体战：工业文化的修辞与实际
年2月，中国官方提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总体战”这一*事术语传神地概括了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的特点。实际上，从武汉封城开始，疫情防控就具有*事化色彩；而随着疫情防控在全国范围内步步升级，医疗、科研、工业等各领域资源与力量整体投入，“总体战”俨然已成事实。
毫无疑问，抗疫“总体战”不是一场真正的*事意义上的战争，它只是一个比喻。有学者担忧*事化语言侵入日常生活，对此类修辞提出质疑；然而，这种担忧未能正视日常生活本身已经被疫情打断的实际。截至3月6日15时，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累计死亡病例达例，累计确诊病例高达例——这些冷冰冰的统计数字背后都是具体的人；而该病*存在着潜伏期长、部分感染者无症状及少数出院者核酸检测疑为假阴性等复杂特点，使得防控工作极为困难。在疫情已经暴发的形势下，只有进行全面动员并采取强制性措施，才能有效阻断病*传播，救治更多患者。“总体战”等*事化修辞，只是切合了日常生活已经被疫情破坏的实际。
进一步说，现代工业社会本身就具有随时动员的特性，不管这种特性是否符合理想化的人类生活，它是实际存在的现代工业文化的一部分。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模式决定了其静态性，现代工业社会的动态性则由激烈的竞争所决定。竞争塑造了工业社会特有的文化氛围，*事化的修辞早就渗透进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经济学和管理学语言中。
例如，倡导企业家精神的熊彼特称企业家“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便明显将企业家行为类比为*事行为。企业竞争是工业社会的基础，由此会带来工业文化中不可避免的战争隐喻与*事化修辞；更为根本的是，工业社会确实时时刻刻处在紧张状态中，寻常时期的工业竞争本身就意味着微观经济存在着类似于*事动员的资源调度与运用。
传染病不同于战争，但它属于波及广泛人群的非常态的公共危机。既然工业社会在平时已经存在着隐性的动员，那么，当面对与战争同属于公共危机的传染病时，*事化的动员就成为可供选择的应对之道。在现实世界中，不同的国家或*治实体可以选择不同的疫情防控方式，其选择受意愿与能力两方面因素的支配。发达的工业国家放任传染病流行或仅采取低度动员的方式抗疫，皆有实际案例。然而，工业社会的特点在于：它所具备的能力与文化，为高度*事化动员抗疫的方式提供了可能性。事实上，“总体战”一词正是战争工业化的产物。工业革命使现代战争打破了前线与后方的界限，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中，全民动员既无可避免，又具有了可能。调动了全社会资源与力量的疫情防控模式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为“总体战”，工业动员同样为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观，而头脑中不同的世界构图，会决定不同的行为模式。实际上，工业动员本质上就是一种*事行为。与其说这种行为侵蚀了日常生活，不如说现代工业文化本身就隐藏着*事要素，一旦日常生活被打断，其*事要素作为应急之道，便有可能被激发出来。然而，要将工业动员激发出来，必须具有认可与接受此种措施的文化观念。倘若在文化观念中排除了肯定*事化的价值取向，即使具有动员能力也不会实施动员。
培育工业生态体系：工业动员的基础
在抗疫“总体战”中，中国工业企业持续地供应着抗疫物资，并参与基础设施建设。1月21日，工信部即下发《关于做好应对新型冠状病*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物资供应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摸清本地区防控应急物资的生产供应情况及确定防控应急物资重点联系企业。湖北疫区在1月22日曾表示本省供应不能满足防疫需求，拟向国家请求紧急调拨医用口罩万个、防护服万套、红外测温仪0套。
这意味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从一开始就必须动员整个国家的工业力量。随着疫情防控的持久化与全面化，基本防疫物资的需求不断扩大，中国工业的抗疫动员也不断升级。此次疫情暴发时正值春节假期，这无疑增加了企业复工的动员难度；而这种难度又由于疫情防控采取的封锁与隔离等措施而加剧。春节结束后，随着湖北之外各地陆续复工，复工本身也成为已经持久化的工业动员的一部分。可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工业动员具有全国性与持久化特点，并与逐渐扩大的企业复工进程合为一体。
工业动员的效果由基础和反应两部分要素决定。基础是平时所具备的可供动员的资源与潜在资源。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工业巨大的体量和充满多样性的生态体系成为工业动员的一大优势，并在抗疫中得到了检验。一方面，中国拥有一批直接生产防疫物资的工业企业；另一方面，不少企业具有转产防疫物资的制造能力。因此，工业动员的核心问题只在于如何有效利用具有优势的工业基础，对疫情进行快速反应。可以说，此次疫情防控的工业动员揭示了工业生态体系多样性与完整性对于大国是何等重要。
工业文化并非某种单一实体，相反，工业文化集合了诸多对于工业的想象，每一种想象会形成不同的工业文化图景，并对现实中的行动产生作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工业动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重构工业文化图景的契机。工业动员过程中暴露的瓶颈与问题，有助于让决策者和公众认识到现代工业是一个分工细密的体系，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工业经济运转与应急性工业经济运转具有不同的模式。
口罩这一工业产品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平时状态，各类口罩尤其是医用口罩，并非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而疫情导致口罩需求超出了正常状态，也超越了正常状态下口罩行业的生产能力。工业动员的目标在于提升特定行业的生产能力，以满足非正常的需求量，其途径之一是将行业既存企业的生产能力最大化，二是推动新企业进入。在实际动员过程中，这两种途径相继出现。然而，在各地开始新建口罩生产厂的浪潮下，设备与原料的欠缺逐渐成为制约口罩生产的瓶颈。实际上，机械工业转产口罩设备的案例不少。
例如，上海机床厂有限公司2月8日开始设计，2月18日就造出了一台高速平面耳带式自动口罩机投入试生产。2月3日，宁江机床接到四川省经信厅下达的研制口罩机生产线任务，在十余天的时间里就造出首台套口罩机生产线并交付使用。浙江台州的北平机床等企业同样承担了相关任务。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机床生产国，机床工业的制造能力在此得到了体现。与口罩机相比，生产口罩所需的熔喷无纺布（即熔喷布）构成了更大的瓶颈。熔喷布是以聚丙烯为原材料的化纤产品，需要使用比口罩机更复杂的设备进行生产。由于平时市场需求量有限，中国的熔喷布设备制造商产能规模小，核心部件依赖进口，而其他行业的企业转产该种设备也面临技术壁垒。周期长的重化工业和市场小的装备制造业，限制了熔喷布的供应能力。这一状态与快速获取大量应急物资的需求相矛盾，制约了工业动员的效力。
汽车企业比亚迪转产造口罩
口罩这一案例说明，一种并不复杂的工业产品，也会牵涉到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等技术复杂的工业部门；而一旦技术复杂的工业部门在本土缺失或发展程度薄弱，就会导致应急生产的困境。
在平时状态下，人们可以在自由贸易的图景中想象工业，在这种想象中，一国不必拥有庞大的工业体系和完整的产业链，其不具备生产比较优势的各类要素可通过进口解决。从理论上说，即使在传染病大暴发的危急状态下，一国所需的防疫物资也可以通过进口解决。
然而，在这次疫情防控中，疫情的规模与复杂性使类似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很难指望靠从全世界进口防疫物资来满足需求。实际上，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传染病与自由贸易一样扩散迅猛。年2月底，日本、韩国、意大利、伊朗等国的疫情已颇为严峻，美国也承认疫情在美扩散不可避免，据彭博《商业周刊》报道特朗普*府也在考虑动用特殊权力提高口罩等防护用品生产。
一种最坏的可能性是，世界各主要工业国在防疫物资生产上将面临自顾不暇的状态，如此一来，拥有巨量人口的大国寄希望于靠进口来满足需求完全不切实际。事实上随着疫情的全球扩散，已经出现日韩企业来中国购买熔喷布的情况。此外，江苏一家熔喷布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对新闻记者表示，部分国外熔喷布生产设备厂商的供货周期长达8个月，国内厂商的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而不少投资者担忧“等真正引进了熔喷布的生产线，说不定疫情带来的需求高峰早已过去”。企业的担忧反映了战略物资储备在经济上很难寻求长期与短期的平衡点，但也从侧面印证了大国无法依赖贸易来满足大规模的应急物资需求。大国的工业动员只能以自力更生为基本出发点，这就需要在平时状态下培育一个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的工业生态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进行抗疫“总体战”的同时，中美之间已经持续了两年的经贸争端并未止息。年1月，有新闻称光刻机巨头荷兰ASML公司确认中国客户的许可证申请被延期批准。此事系美国给荷兰*府施加压力，阻止ASML公司向中国半导体企业出口光刻机，试图以此破坏中国的芯片制造能力。实际上，芯片产业的落后也确实制约了疫情防控的工业动员。1月23日，负责生产人体红外测温仪的武汉企业华中数控公司因原材料美国ISSI公司的内存芯片用尽告急，董事长陈吉红不得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