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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后大宗商品价格的接连上涨，尤其是在双控*策下近期国内煤价不断走高的背景下，大通胀已经成为目下最火热的财经话题之一。
上次出现这种情况，大概要数几年前的供给侧改革了，“涨价去库存”在芸芸口中俨然变成了中国经济学的一大发明，可正经的经济学理论却没人看也不想看。现在，各方神圣都挂在嘴边的大通胀究竟是什么？而应声附和者又读了几本关于大通胀的书呢？在我看来，至少有一本书是必须要读的，这就是年美国国家民经济研究局（NBER）出版的TheGreatInflation
heRebirthofModernCentralBanking，书名翻过来就是《大通胀：现代中央银行的再造》。
这本书发端于小二十年前，当时为了摆脱互联网泡沫破灭带来的经济衰退，格林斯潘执掌的美联储采取了相当宽松的货币*策；而更具深远意义的是，中国为首的金砖五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火车头，从需求端推动全球初级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有意思的是，当时很多人在讨论，正在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其实是在输出通缩，因为在全球化下生产转移到中国的商品，不仅没有随原材料一起涨价，反而还更便宜了。当然，美国普通家庭很担心油价，这和中国日益扩大的需求和进口同样有关。
不过，有远见的学者还是很多的，《大通胀》一书的两位编者博多（MichaelBordo）和奥法尼迪斯（AthanasiosOrphanides）开始回顾年代的大通胀，它们通常被认为是年和年两次石油危机导致的，由于同时带来了严重衰退和长期萧条，一般价格的暴涨和经济增长的停滞相伴，所以又称为滞胀。年代宏观经济学的主流是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而滞胀破坏了新古典综合模型中至关重要的菲利普斯曲线，整个宏观经济当时看来就是失去了正常的自我调节机制。对大通胀重新恢复的研究兴趣，得到了继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的支持，他在年曾研究过之一课题，更重要是，毕竟美联储曾把利率短期降到了接近零的超低水平，而且似乎正在产生不令人乐观的经济后果——大宗商品价格的广泛上涨。而年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美联储再次开始快速降息，到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世界都在担心超常规货币*策，会不会把大通胀这个公认的经济恶魔召唤回来，在此之前它已经蹂躏非洲和拉美很久了。
估计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耐心阅读这样一本其实公式极少，但仍然是全英文的经济学专业学术著作，那读一下部分章节也是好的，至少对外可以宣称我了解一些“大通胀”。
现在最适合读的肯定是第二章“大滞胀回顾的供给冲击解释”（TheSupply-ShockExplanationoftheGreatStagflationRevisited）。这一章的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阿兰·布林德（AlanBlinder），曾经担任过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20年前我读大学时，他的经济学教材就是必读参考书之一。他不仅是最早研究年代滞胀的经济学家，年就出版了《经济*策和大滞胀》，还是大宗商品研究领域的关键学者，年出版了《自然资源、不确定性和一半均衡系统》、年又出版了《存货理论和消费行为》。另一作者杰瑞米·拉德（JeremyRudd）是现任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从年就在委员会中任职，也是非常的老资格。
这两位撰写这章的目的，主要是探讨石油危机是否是导致两次通胀的主要原因，是不是还有什么被我们所忽视的因素在综合作用。年代领涨的是原油，年之后大涨的是原油，虽然这波原油价格比年雷曼倒闭前夕的峰值低了差不多一半，但这一波煤炭、天然气、电力的大涨还是很让人警觉和紧张。过去几年市场沉浸在页岩油气革命之中，认为OPEC的价格调控能力已经丧失，甚至一些地区因为光伏和风电的大规模部署出现了负电价，甚至认为全球将进入低价能源时代。所以现在读这一章肯定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布林德和拉德将油价冲击区分为三种类型，年称之为OPECI，年称之为OPECII，年称之为第三型（我看可以称之为“爬行上涨”）。
年的那波油价上涨很多人还记忆犹新，虽然价格创了历史纪录，累积涨幅相当惊人，但在-年的最后一波前，年均上涨幅度其实不能两次石油危机相比，很有点温水煮青蛙的感觉。年之前，OPEC国家已经开始了石油公司国有化，并且试图提升原油价格。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给了OPEC机会，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采取了禁运，这就是典型的供给冲击模式了。虽然战争和禁运很快结束，但原油价格得到了翻倍的一次性提升，OPEC的目的达到了。年则不是OPEC事先计划好的，而是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到两伊战争的一系列事件，在产量损失之后伊朗和伊拉克之外的OPEC国家开始增产，西方国家此时也有了自己的产量增量，这就是北海布伦特油田和阿拉斯加北坡油田。从油价本身来说，OPECII回到了起点，OPECI则永远没有。OPECI对宏观经济产生了更为持久的影响，而OPECII则更加类似一过式的发烧。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知道的是，能源冲击的形式，这样才能判断中长期影响，而不是着急去下结论。不过，年和年两轮通胀真还有点不一样，年价格上涨面更宽，而年由于之前多年萧条，所以主要涨是在油上。
我们知道-年发生了美元危机，尼克松*府先是取消了美元和*金的自由兑换，然后更是退出了每盎司35美元官价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全球贸易中占比很大的大宗商品价格全面重估不可忽视的理由。这一因素还叠加了其他一些孤立因素，而这些因素都和冷战有莫大关系，非常突出的一个是铜，一个是粮食，正好是工业品和农产品。
年代之前，供应智利和扎伊尔是全球主要的铜矿供应国。扎伊尔就是现在的刚果（金），漫长的扎伊尔内战严重破坏了铜矿供应。年阿连德在智利上台执*，市场非常担心他把铜矿国有化，直到年9月11日被皮诺切特*变推翻。自由港矿业公司（Freeport）在印尼的特大型铜矿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全面投产的，也就是著名的Ertsberg，在伊里安查亚，后来旁边又开发了Grasberg，因为施工难度，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超级工程（上过美国探索频道节目，我第一次知道这地方是1/4世纪前）。铜的供给冲击和产能瓶颈算是突破了，但粮食问题却显然更严峻。-年，苏联再次出现粮食减产，被迫进入国际市场买粮，当时正处于美苏缓和时期，美国向苏联发放了配额，允许其直接从美国进口粮食。当时苏联还出现过气荒，原因是为了执行与西欧新签的天然气长约，拉掉了国内的天然气供应，甚至是氮肥厂的天然气，结果美苏之间磷肥换氮肥的贸易协议执行困难（这个协议是*治嗅觉一贯很敏感的西方石油公司总裁阿蒙·哈默签的，也就是《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哈里斯博士的原型）。总的来说就是，很不凑巧，因为各种原因，供给冲击叠加了。
布林德和拉德还讨论了其他一些问题，其中一些是原油供应冲击衍生的。我们知道，年代美国已经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在很多人看来油价上涨类似于收税，也就是“石油税”（theOilTax），意思是说石油输出国实际在向美国最终消费者隐性征税。税收自然就要考虑弹性，没有需求弹性的商品，也就是需求曲线接近垂直的商品，征税会变得更有效率，比如说收了两千年税的盐。石油在一定时间和价格范围内也是没有需求弹性的，准确地说就是短期内很接近垂直（长期还是有一些斜率的）。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会出现的是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进一步恶化，由于美元已经和*金脱钩，结果自然是美元的持续贬值压力，而这反过来又推动油价上升。实际上，-年原油价格最后一轮暴涨，大约占到了整轮上涨的一半左右，很大程度也是源自这种共振，而且那时美国在快速降息。年之后的很多现象，其实年代就有过。普通美国家庭为了对抗高油价，转向购买省油的德国车和日本车，就是从两次石油危机开始的。从长期看，这不仅同样会恶化经常项目，还会培养一种新的消费习惯，让国内的汽车工业受损，进而失去大量工作岗位。-年也是一样，早在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前，美国三大汽车厂已经先不行了，年通用汽车重组德尔福就是个信号。
看上去我们现在暂时没有这种压力：因为煤炭进口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上不去，电力又不是国际贸易品；天然气进口大部分签的是计价锁定原油价格的长约，现货价格高但根本买不到量；原油进口依存度很高，但原油价格恰好没有大涨。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的经常项目还是盈余的，并且因为订单转移这样的原因，盈余还很多。写到这里，不得不要谈谈不少人持有的一种观点，认为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特别是能源价格上涨，可以通过出口转嫁，从而变成中国输出通胀，发达国家债务率这么高，看谁先顶不住通胀压力。
能不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得看进口国的消费弹性。这种思路的内在逻辑和 那会儿本质是一样的，因为美国对中国很多商品的进口需求缺乏弹性，所以对中国商品征税最终会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中国煤炭和电力部门有没有能力向全球征收碳税我不知道，但首先加到国内我是知道的，能源特别是电力具有全局性，对国内的影响要远大于国外。
另外，还有些因素也让我们不得不谨慎下结论，不妨来看看年代的美国。油价上涨的自然结果是总需求抑制，居民消费需求受到抑制，企业投资需求也受到抑制。伯南克早在年就发现，石油冲击让居民有暂停耐用消费品，其他学者还发现这导致了储蓄率的被动提升，那时他还没得到（撒钱的）“直升机伯南克”的绰号。企业固然是有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动力，但技术革命来得绝不可能那么快，在此之前企业只能放缓资本支出，甚至一些资本存量都被迫需要报废。顺带提一句，年代也是美国环保大跃进的年代，就像我们的碳减排大跃进一样，年和年两次通过了《空气清洁法案》的修正案。这需要烧更多天然气，但美国天然气行业管制的解除要到年代中期了。这些都很难不让人和现实相联系，尤其是居民的消费降级和预防性储蓄，价格是否能一直和一路传导下去的确存在很大的疑问，这已经能从CPI和PPI、RMPPI的背离中看出端倪了。
年通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但少有人提及的因素，这就是工资问题。正规学过经济学的应该知道，名义工资刚性和古典二分法在短期内失效，这几乎可以看作是凯恩斯主义的两大标签。名义工资刚性通俗地来说，就是工资好涨不好降。面对冒头的通胀压力，尼克松上台后采取了不同寻常的物价和工资管制*策，从年8月15日开始对物价进行短期冻结，到年4月这一*策看上去还是有效的，尽管只是看上去。但尼克松连任总统成功需要兑现竞选承诺，随着年5月完全解除物价和工资管制，通胀很快便卷土重来。
战后美国经济繁荣了差不多20年，美国股市差不多有20年的*金期，但在这20年中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却没怎么提高，在非金融部门企业中，大体维持在65%左右。尼克松解除工资管制后就压不住了，在年代末一度提升到了接近70%。名义工资大幅上升后，一度是跑赢了通胀，但却造成了经济活动的放缓。为什么呢？正规学过宏观经济学的应该知道自然失业率这个概念，也就是不会造成通胀加速的失业率（NAIRU）。因为劳动生产率没有办法同步迅速提高，解除工资管制起到了提升NAIRU的作用。加上工会运动，企业没有办法通过裁员来解决问题，所以也难怪里根上台要对工会运动开刀了。而在里根上台前，美国经济只能深度收缩，通过大面积破产才能调节，结果便是滞胀。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现在对工资水平是在施加某种干预的，*策初衷或许是好的，厌弃的社情民意也不能忽视，但一旦和通胀环境结合在一起会发生什么，绝对值得我们深究。
年代对劳动生产率缺乏认知和预见的不仅是企业，也包括作为货币*策当局的美联储本身。年和年两轮通胀有个很大的区别，这就是年通胀货币*策没有积极干预，而年通胀货币*策进行了强力干预。在年通胀时，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是著名的沃尔克，他已经于年12月8日去世。沃尔克最出名的就是为了遏制通胀，一定要将真实利率保持在正值，将利率提升到了两位数。这可能是史上最严厉的反通胀货币*策了，其直接后果就是美国经济陷入了严重衰退，也间接导致提名他为美联储主席的卡特总统连任失败。
美联储的两位数利率产生了全球效应，美元几乎回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时，对应的是*金价格暴跌；像墨西哥这样，借了大量美元外债的拉美国家崩溃，反过来又影响了美国的出口和就业。《大通胀》这本书的副标题，之所以要用“现代中央银行的再造”，显然主要就是因为沃尔克的反通胀货币*策。因为这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全球主要央行都将*策焦点放在预防通胀上，或者追求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两个目标的平衡，也就是所谓相机决策的货币*策，它的一种学术建模形式就是所谓的泰勒规则，虽然包括美联储在内央行的实际决策要比泰勒规则复杂得多。
那么年通胀为什么没有被美联储及时发现，是第四次中东战争和OPEC采取石油禁运过于突然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联储高估了美国的潜在产出，设定了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对通胀反应迟钝了。从某种角度来说，年代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之所以能驾驭好美国经济，也许只是因为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预期比较正确，而没有过早采取货币紧缩*策。当然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让人心有余悸的油价在年代相对平稳，而-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面很大，而且即便是一度被认为熨平经济周期的美联储，最终也促成了互联网泡沫的吹大。这些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今年两会制定的6.5%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以及年中的降准操作。
这里不妨讲得更直白一点，仅仅在几个月之前，还有很多人，包括一些首席经济学家认为，今年还会有二度降准，甚至降准降息。其实，市场中每个人都有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因为他们有预期投资回报率，这个回报率势必要有个基准，经济增长就是个天然的基准。如果要高估了潜在产出，高估了经济增长，那我想影响面可能是很广的。比如说，出了大问题的恒大，没有雇佣任泽平之前，许家印也有自己的经济增长预期，否则他怎么会融资把杠杆搞这么高？肯定是觉得内部收益率可以覆盖融资成本。搞庞氏骗局的，一开始未必真觉得自己是在搞庞氏骗局。没有经济增长，债务无法摊销，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实现债务软着陆，不慎引发滞胀，或者反通胀叠加去杠杆，迭出的债务危机叠加成大危机，整个宏观经济在衰退中寻找再平衡。这两种糟糕路径，都并非没有可能。
赚大钱的方法都写在刑法里，而别人的经验教训书里也都有，问题是愿不愿意看罢了。最后提一点，《大通胀》这本书在NBER
